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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公正研究论文 　　一、程序公正的价值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成为各级司法机关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随着人们的法治观念的日益增强，要求司法公正的呼声日渐高涨，人们在追求实体权利公正的同时，也表达出程序公正的强烈愿望。 　　法制进入现代社会，程序法的意义已不仅仅限于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其本身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即体现民主、公正和法治。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位法学家认为：“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实体法只有通过程序法才能得到正确的实施，而且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程序法的是否完善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化水平的重要标志。马克思说过：“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就司法实践而言，一方面是程序对实体裁判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人们不能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参与诉讼活动，就不可能实现实体权利上的平等，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对程序上的权利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争取程序上的平等权利，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追求的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当事人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没有争议，但对自己程序上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切实、平等的保障而上诉、申诉，讨个说法的已非少见。 　　为此，程序公正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命题。而要公正执法，首要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有了完备的法律，执法才有准绳，办事才有依据，才能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有序地进行。具体到刑事诉讼，该由谁去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认定犯罪，怎样去揭露、证实和认定犯罪以及如何惩罚罪犯等，都应该有一套严密的程序规定。同时，在这个程序中，除了考虑其他因素以外，还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既要惩罚罪犯，也要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的法律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追求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则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价程序本身正当性的价值标准。”既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那么，所设计出的程序就必须使之在运作过程中能够一视同仁，不能因人而异。既要通过它能够坚决地惩罚犯罪，同时也能够通过它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即使是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有密切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惩罚犯罪就是为了保障人权，而保障人权也是为了正确惩罚犯罪，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场合存在着矛盾。为了惩罚犯罪就有可能不顾及保障人权；要保障人权也有可能要放弃惩罚犯罪，两者有时无法兼顾。 　　犯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行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其他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罚，任凭罪犯猖狂、祸国殃民，必将导致民无宁日，国无安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从重从快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犯下累累罪行的犯罪分子，更应狠狠打击。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既可以对其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严重谴责，体现刑罚报应的意蕴，同时又可以遏制犯罪分子本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与社会上其他不稳定分子的犯罪可能性，从而达到刑罚的功利目的。一般而言，一人犯数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也相对严重，比较难以改造，因而需要对其科以较重的刑罚，突出“加重”的成份，以显示国家对其予以法律谴责的严重程序，正如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的那样：“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5页。）但是，又不能毫无限制地加重，失之于严酷，偏离罪刑相适应的轨道，在强调打击犯罪的同时，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问题，因为一个被怀疑、被指控为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并不等于就是罪犯，司法实践中被无辜错铺、错判者就不是罪犯，他们的合法权利应该依法得到保障。即使对犯罪分子，也应该适当量刑，尽可能做到罪刑相适应，其合法权益也应当依法给予保障。如果只注重追究犯罪，忽视人权保障，势必导致蔑视法制、行政专横、滥捕滥判，任其发展下去，“犯罪的耻辱就会变成法律的耻辱。”因为罪刑不相称，轻罪重罚，人们对犯罪的痛恨就会转变为对法律的仇视，这不但对罪犯的改造不利，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不利，这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能容许的。但是，如果只讲人权保障，不讲打击犯罪特别是对严重的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如果不进行有力追究和严厉打击，势必导致犯罪猖獗，人民无法安居，社会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