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DOC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论文期刊 总第三期 投资者保护与注册会计师人才培养 2009年11月 摘 要 受中国会计学会委托，我们于2009年11月7日举办了中国会计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及来宾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同志，江西省省长助理、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胡幼桃同志，财政部会计司司长、中国会计学会秘书长刘玉廷同志，江西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江西财经大学校长王乔教授，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驻湖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胡柏枝专员，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孙铮教授江西省省长助理兼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胡幼桃江西财经大学校党委书记廖进球教授致欢迎词。 柳建华1， 魏明海2（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La Parta et al.（1997，1998）“法金融”学派La Parta et al.（1997，1998）。因此，本文拟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深化对投资者保护内涵的认识，并提出投资者保护的分析框架。 一、投资者利益保护:立法和执法的视角 从法律视角研究资本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理论发展过程。最先，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认为，企业是投资项目及其所创造的现金流的集合，企业的价值取决于投资项目创造的现金流，与资本结构无关。股权和债权只是对现金流的一种索取权。但是，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的研究并没有解释经理人为何要将现金流返还给投资者。Jensen and Meckling（1976）发现，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企业的内部人完全可以将这些现金流截留以满足自身私利最大化，正是这种代理成本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债权人能够获得固定承诺的现金流，也并不必然使股东能够享有公司的红利分配。在Jensen and Meckling（1976）契约分析框架下，用剩余索取权来定义企业的所有权和投资者的权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谁是剩余收入的索取者并不清楚（Hart，1995）。由于合约不完全性的客观存在，Hart（1995）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即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未来状态的决策权。当投资者将大量的资金交给陌生者使用时，很难预见未来发生何种状况以及企业做出何种决策。因此需要一个事先预定的决策程序，比如，股权投资者需要投票权以选出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董事会来应对将来的未定状态，债权投资者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也具有接管公司的权力；股东能获得红利是因为他们有权反对不支付现金流的管理层，债权人能获得利息是因为他们有权处置抵押物。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投资者向公司投资时通常会获得一些权比如知情权、表决权和收益权等但在此过程中会面临公司控股股东或经理人利用控制权以牺牲其利益为代价来谋取私利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公司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性条款以及这些条款的有效实施加以保护La Porta et al.，1997，1998。。La Porta et al. （1997，1998）选用了一组指标来比较不同法系国家的投资者保护水平的高低。以股权投资者保护为例，选用的指标包括：一股一票、抗董事权和强制股利，其中抗董事权包括六项权力，分别是通信表决权、无阻碍出售权、累积投票权、少数股东反对权、优先认股权以及临时股东会召集权。结果发现，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外部中小股东受保护的水平是不一致的。进一步，由于公司的内部人（包括控股股东和经理人）可能运用其掌握的权力通过多种自我交易的方式来谋取私利，比如，管理层在职消费、过度的高额薪酬、转移定价、挤占投资机会、向内部人的私人贷款甚至是直接的利益侵占等，这些交易行为与外部中小股东的利益直接相关，因此La Porta 和他的合作者构建了抗自我交易的指数来测度法律保护小股东免受公司内部人利益侵占的水平。该指数强调自我交易的信息披露、批准以及诉讼等执行机制，结果发现该指数相对于抗董事权指数来说能更好地揭示投资者利益受保护的水平（Djankov et al.，2008）。 在实践中，仅仅通过立法来保护外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显然是不够的。La Porta et al.（1998）不仅强调了法律条文在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时所起的作用，还强调了对这些法律条文有效执行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执法的有效性与法律条文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因此，他们选择了法律系统效率、政府腐败程度和会计准则等指标刻画执法的程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法系之间的执法效率依然是有差异的。 在La Porta等人看来，对投资者保护的程度具体就是通过这些法律所规定的股东权利及其有效实施体现的。世界各国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差异源于该国对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