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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行为空间经济分析方法与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正经历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扩大和由此引发的区域间结构性矛盾多发期。国家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如何运用财政手段破解区域协调发展难题，关键在于实现财政着力点的转变，即由当前偏重于“逆风向行事”的宏观调控，向逐步加大区域发展协调和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转变。一方面，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财政直接作用于调控对象(个人、企业和区域)，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控。另一方面，财政行为会通过影响和改变微观主体行为而产生商品、要素等的区域间流动，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为通过有空间差别的财政行为选择来优化经济结构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能。在技术、知识与创新等第二天性(SecondNatureGeography)逐步取代自然资源禀赋等第一天性(FirstNatureGeography)成为经济发展决定因素的条件下，如果能够对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进行甄别与检测，就可通过采取财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策略来引导要素、商品的流动，进而优化经济空间，获得动态收益，提高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速度。这不但可以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纠正要素空间上的错误配置，扭转日益扩大的区域发展不均衡趋势，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而且还可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短期调节与长期增长的有机结合。不同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影响的间接性和全域性，财政收支对经济的影响往往是直接的和局域性的，它既与时间有关，更与空间高度相关。事实上，无论是建国以来一直沿用的城、乡“二元”结构财政体制，还是1980年“分灶吃饭”体制下对广东、江苏和福建实行的不同于其他省区的包干政策，一系列财政经济实践均表明，我国政府一直奉行的是有空间差别的财政政策，但相关研究却十分少见。因此，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需求。 　　一、基本问题 　　1、研究方法 　　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分析就是要揭示财政行为、空间经济结构演变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缺少基于空间视角的财政行为分析工具，是当前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缺陷。一方面，基于无空间维度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宏观财政调控将政府带入了一个物价稳定与失业(增长)难以兼得的两难选择困境;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宏观视角的“乘数效应”理论与“挤出效应”理论仅能从总量上解释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法描述与检验财政的空间经济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此，旨在研究政府财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空间财政理论与政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需求前景。尽管公共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有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萨缪尔逊的公共物品理论、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布坎南的“俱乐部物品”理论等许多包含空间因素的财政理论，但他们并没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发展能够解释财政行为的空间经济影响的理论。这是因为尽管对区位选择的关注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与“时间”变量不同，“空间”变量长期以来都未能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区位问题之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盲点”，是因为空间经济分析必先处理好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问题，这使得它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熟悉的建模技术无法解决的“瓶颈”。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在空间经济分析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企业问题，事实上根本无从下手”［1］。因此，经济理论的发展，更准确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进步是空间财政理论产生的前提与基础。自上世纪末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空间概念重新引入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以来，从空间角度讨论政府财政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尽管此类研究大多是将财政行为的空间影响作为一种能够被观测到的重要经济现象来描述，而非系统理论，但因其分析所遵循的理论前提和使用的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得出了诸如财政收支对区域经济聚集与扩散具有显著影响等许多主流方法无法得出的结论，验证了财政行为在相邻区域间的溢出、政府间财政政策上的策略互动都会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等许多主流方法下无法验证的财政现象，因而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这种不同于所谓主流的空间经济分析在方法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经济是“块状经济”的假设，即通过改变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是“平滑经济”的假设，赋予经济分析中关于要素流动不同的含义，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线性和不连续特征下的多重均衡和黏性效应等特性，从而为描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结构演变奠定了基础;第二，基于规模收益递增的D———S垄断竞争模型，成功解决了描述要素空间聚集与扩散的技术难题，从而为讨论包括财政在内的影响要素空间流动的各种因素成为可能;第三，以空间或区位为基础变量的建模方法，使得空间经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