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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历史考察论文 　　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与其国家观紧密相关。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的收入分配及其支出分配导源于国家职能，并且是国家全面履行其职能的一个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用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精典作家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财政与国家的关系，它不仅表明财政的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公共权力”，而且反映了随着社会发展而引致的财政职能的拓展和财政支出分配规模的扩大，进而通过“捐税”和“发行公债”来弥补，以为国家担负的职能提供财力保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国家职能既有政治性的职能，也有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社会一般性职能，而国家的一种职能的履行也只能由财政来支持。马克思指出：“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它们还不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来—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马克思这里讲的“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即是属于社会的共同需要，显然，马克思将财政支出分配看作是实现国家多种职能的重要工具，财政与国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经典作家并没有仅仅停滞在财政支出与国家职能一般关系的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关系的实质，认为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整个财政分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这说明，财政收支分配关系是从社会产品分配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它是凭借国家权力实现的，其实质也是为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经典作家在谈及与财政支出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国家预算和赤字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国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既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与国家的内在联系，说明财政支出分配决定于国家职能，同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说明在阶级社会中，财政支出分配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其次，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再生产理论，阐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形式，也为财政支出分配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但较为全面、系统、完整的论述则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另外，在《*2政治经济学批判*3导言》中也有涉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博大精深，其要点可以概括为：首先，社会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本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在社会再生产这个统一体内部矛盾的诸方面中，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起决定作用，但是，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生产的消极产物，它们反过来又积极地影响生产。其次，从实物和价值两个不同方面揭示了社会总产品的构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总产品是整个社会各种物质资料的总和。马克思运用高度的抽象法，将社会总产品从物质形式方面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分，进而把社会生产分成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这是十分科学的。同时，马克思从价值形态方面把社会总产品区分为三部分，即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只有弄清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才能分析和理解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才有助于建立起科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