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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治理的至高境界与治理方法 图 古代社会治理的德治与专制 中国古代有号称太平盛世的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裕文明，常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世风之说，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综合评价标准。这是很有科学道理的。中国春秋时代，孔子的鲁国、诸葛亮治理的蜀国、贞观之治、文景之治等，堪称太平盛世。 所谓古代盛世，大都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其治国安民的经验大都是按中国儒家学派孔孟思想：“仁政”、“爱人”；民本、富民、利民、轻徭薄赋；有教无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法治；提倡道德、礼义、廉耻、诚信、勤劳致富等。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社会基本规律。 我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的，以“明德慎罚”思想为例吧! “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统治者提出的，在“以德配天”政治思想的影响下，统治者认为对民众应采取以道德教化为主，严刑峻法为辅的统治手段。这样的法律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以苛刻刑罚维持的社会治安是脆弱的，相反以人内心道德力量为约束的社会秩序却是有力的。但绝不是抛弃法律，完全以道德约束为手段。而是应该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慎刑慎罚。现存中国最早的人口数字，见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乃肇始夏禹，以为禹平水土，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这一数字，以至禹时人口统计本身，并非信史，葛剑雄等先生已有考证，兹不赘述。问题在于，皇甫谧为何要将全国人口统计追溯至夏禹？推原其意图，当是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上溯至夏禹之时。 夏禹平治洪水之后，划九州，制贡赋，锡土姓，家天下，奠定了此后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见禹作为天下共主，所面对的是以族姓构成的诸侯，王朝所需赋役都可征之于诸侯，此时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统计天下民数。夏禹所建立的孝治合一之传统，有力地将孝德由君王贯穿至社会基层，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德性政治。裘锡圭先生基于甲骨文研究得出宗法制与嫡长子制均已见于殷商时期，而在古代文化思想中，这些具体政治制度所支撑的孝治传统则始于夏禹。故而孟子要讨论君王的孝治矛盾时，只能将假设场景移至夏禹之前的虞舜之时。在各诸侯国内部，其社会基层之构成与治理则需掌握户数。在孝治传统之下，无论是大夫之家，还是平民之户，都是以家主或户主面对国家，国家的赋役也都征之于家主、户主，国家权力并不进入家户之内。因此，此时国家只掌握家主与户主的名籍，而没有户籍。《国语·周语》上，仲山父陈述传统礼制依据百官之职的日常运作与国家常规性籍田蒐狩，就可以“习民数”。实际上，被登录于百官有司，能参与籍田蒐狩，都是政治身份的体现。这种政治身份，既是家主户主为国家所尽的职责，同时也是其在国与家之中地位的确认。 在家户内部，家户主“正夫”之外，往往尚有成年兄弟，这些人口在仅有家户主名籍之时，并不为国家掌握，成为“余子”。尤其对于基层民众来说，一户的常规性授田往往养活不了“余子”，他们便另行垦荒。当西周末至春秋战争规模扩大，国家感受到财赋与兵员的紧缺，只得将余子也纳入国家掌握中，这便是周宣王的“料民”（《国语·周语》上）、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与楚国的“大户”（《左传》成公二年）。此后各国逐渐制定了普遍登记所有人口的户籍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社会治理。如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至商鞅变法，颁布“分异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正式将成年余子单独立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户籍形式改变了基层社会面貌。 古代如何智力上访？ 上访问题自古有之，新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几次上访潮，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经过治理都有所回落。也就是说，过去国家一直能够有效应对上访潮。 中国古代，从尧舜时代到清代，一直都存在类似于当今的信访制度。相传尧舜时代即设“敢谏之鼓”、“诽谤之木”、“进善之旌”于宫门外，以鼓励臣民进谏，方便人民告状申冤。《周礼?秋官?大司寇》中即有关于“以肺石达穷民”的记载，即设肺石于天子的外朝，臣民有了冤情可以站在肺石旁边一边敲一边申诉。到了晋代，出现了“登闻鼓”，悬挂在宫殿的门外，臣民可以击鼓鸣冤。唐朝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都设有登闻鼓。从宋朝起开始设立受理臣民上访的专门机构——登闻鼓院，明以后称通政院；推究其职能，大约近似于今日之信访局；至清代，其职责被都察院和步兵统领衙门所替代。传统中国上访制度与上诉制度结合在一起，至明清时，发展到最完善，形成了完善的京控制度。“凡审收，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陈诉者，名曰京控。”京控人可以擂击设于都察院和步军统领衙门外的“鸣冤鼓”，其所控案件可能被发回京控人本省督抚，或者奏交刑部提讯，或者被驳回控诉。有少数案件会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