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城市化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docVIP

衡量城市化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一指标。但是，仅靠这个指标无法区分两种城市化进行的方式。这两种方式是：一、既有城市，尤其是既有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二、新的城市出现，并吸纳了大量的人口。? 现在国内大多数城市化分析和研究都只关注第一种方式，因此强调户籍制度对农业人口进城的阻碍作用。本文并不否定这种作用的重要性，但本文更重视第二种方式，从而更关注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走出所居住城市的阻碍作用及土地制度的重要性。? 清末以来，中国已出现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城市化进程。那一次城市化的主要进行方式就是涌现出大量的新兴城市。这些城市主要分布于清末以来的开放口岸、新建交通要地及租借地——这其中的经济解释将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列举部分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使人立刻理解它们的出现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长春、青岛、烟台…… 这些新出现的城市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相比于原有的城市，如六大古都——北京、西安、南京、杭州、洛阳、开封，新兴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吸纳人口能力、城市建设水平、影响能力等诸方面可以说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化速度要远远高于1949年以后。1949年以后，由于逐渐建立起城乡分治的社会制度，本来应该由经济力量主导的城市化转而完全由行政力量决定。城市化的发展大为减缓。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当中国又一次面临城市化的问题时，行政力量决定城市发展却已成为许多人的思维定势。人们往往以为城市化就仅仅意味着政府打开城市的大门，允许农业人口进入城市。 农民肯定应该进城，这是没有争议的。无论是从合法性的角度，还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农民进城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不存在农民不进城的现代化。三农问题也只有依靠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 但是，必须认识到，城市化的进程并不是由农业人口一方推动而成的，而是城乡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恰恰是城市一方。 讨论这个问题就要从户籍制度的双重限制效果说起。 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这是许多人看的到的现实。但被人们忽略的是，户籍制度同样限制了城市人口的迁徙自由。 对于现在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居民来说。户籍与大量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直接相联系。这样的结果是：城市居民放弃现有的户籍，离开城市，另寻发展机会的成本非常之大。加之城市户口一旦放弃就很难恢复，这种成本可以说是无穷大的。 因此，除非有更大的收益，比如移民海外，或迁居到更发达的其他城市，城市居民绝少自愿放弃城市户口而移居他地。即使由于某种原因需要在外地工作生活，也一定要以保留原有的户籍为条件。 由于这种成本收益的结构，户籍制度对城市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实际上更有效、更彻底。相反，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虽然也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某些时候还表现得十分严厉，但由于这种限制与农业人口的成本收益结构相左，因此只能依靠国家力量强制实施，实际上效果十分薄弱。大量农业人口已不可阻挡地进入城市。 换句话说，户籍制度在控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时越来越软弱无力，但同时却又使得城市居民不愿意离开城市。这无异于走进了一个“局”。 城市的恶性膨胀和城乡的继续对立不过是这个“局”的诸多负面效果的一小部分而已。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生活费用越来越高，这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在此条件下，那些本来可以在其他地区生活得不错的人由于坚持生活在大城市中，往往沦为城市贫民。而且，由于要保障他们的住宅等基本生活条件，还要占用大量的宝贵资源——如城市中心地段的土地，并且人为地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抗。 不过，形成城市人口的动态平衡，以解决城市膨胀问题，虽然是我希望出现的良性局面，但这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城市人口的外向流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要从城市和乡村的区别说起。 看起来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十分明显，毋庸讨论，但重要的是对这种差异如何进行具有理论意义的概括。这是一个可供专题研究的项目。篇幅所限，在这里只能直接引入结论。 本文在这里使用社会分工的概念。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社会分工程度的差异。城市是由复杂分工网络构成的综合体，而乡村则立足于低分工水平的自然经济。 分工水平的差异，造成城乡之间的在创造财富的能力上的差异。同样大小的地域，城市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千百倍于乡村。同时，城乡在外部形态上的差异也来源于分工水平的高低。 城市是一个严密的分工协作体。城市居民的许多生活事务是由专业部门来完成的，表现为城市中有许许多多的公共事业。 以修建马路时须铺设的地下管网为例，目前在城市中，至少需要铺设七种管线：上水、下水、热力、燃气、电力、电信、排污雨水。其他的一些管线也开始出现，如有线电视、热水等等。每一种管线都代表一种分工结构，代表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 除了市政管网以外，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