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转型路径.doc

从传统到现代 中华文明的转型路径 　　姜义华1939年5月1日生。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85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94年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中华传统文明的特征 　　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自成体系的物质文明，一种具有自己独特品质并具有高度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文明。中华文明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内容，不是技术、技能，而是德性，是为人，知人。 　　中华传统文明，首先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 　　中华文明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的农耕文明。小农经济顽强的生命力，源于其对人力、畜力、物力合理而充分的利用，以及生产生活过程中的节约。土地的买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小生产却能够顽强地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与繁荣的主要基础。然而，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离不开西部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同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持续不断的积极互动。这三种文明曾多次发生激烈冲突，但更经常的是和平交往。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三者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当将中华传统文明概括为农耕文明时，必须牢记它是由一体两翼共同构成的。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是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华传统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其次，中华传统文明也是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态势；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那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由自己主宰的大一统。大一统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要载体。中国早就建立了非常发达完备的文官制度，有效地对国家进行管理。大一统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之所以产生和长久运行，适应了农耕文明发展的需求，适应了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相辅相成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君主官僚国家政权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保障农业生产，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安全。 　　《荀子·王制》说：“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意思就是，草木荣华滋盛之时，不能去山林砍伐；鱼鳖怀孕之时，不能下网捕捞。这叫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至于维护国家安全，从修筑长城、屯垦戍边，到结盟和亲、羁縻修好，从守土卫疆、远征苦战，到设官分治、并入版图，都正是为了解决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的冲突。由皇帝制度、宰辅制度、郡县地方官吏制度构成的国家政权体系，运用自上而下的等级权力建立了大一统社会控制、社会协调、社会动员和社会保障系统，但大一统传统的形成与延续，并非仅仅依靠这一点。渗透于全社会的同族同宗同姓血缘网络系统，同乡、同县、同省地缘网络系统，族田、义仓、义塾等经济共同体，同学、同科、同一方言、同一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为大一统奠定了极为广泛而深厚的基础。王朝可以更迭，而这些社会网络却不会中断，它们会推动大一统迅速重建。 　　第三，中华传统文明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中华文明一直崇尚教化，而教化的使命，教化的内容，不是技术、技能，而是德性，是为人，知人。 　　《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教化，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什么是人，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人？《论语·学而》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礼记·中庸》答：“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是以父家长制为核心的伦理本位的泛道德主义。 　　在伦理本位的泛道德主义之下，人被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类，二者的区别，不在贫富贵贱的不同，不在知识水准的高下，而在于是否具有德性。君子被定位为德性的模范践行者。何谓君子？“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