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全能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上海政法学院.pptVIP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 杨小辉 在中国语境下，将政治改革与民主化联系在一起,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但并不全面。从理论角度分析, 中国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致力追求的政治改革面临几方面的任务: 第一是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国家体制; 第二是使现代国家的权威结构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 第三是构建一个宪政政府框架。第一个任务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塑以及国家权威结构与功能的重构; 第二个任务旨在解决现代社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问题;第三个任务解决政治权力行使的方式问题。 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 在这三个任务中, 现代国家构建是基础, 是实现其他两个任务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看, 民主化与宪政在本质上是使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 以法治为原则。（李强：《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6月第3期。（第12卷第3期），第23-30页） 一、三次重大转型 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首先是辛亥革命前后从传统向现代、从专制向共和的转型；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型。这三次转型分别解决了三大基本问题:第一次转型解决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取向问题；第二次转型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取向问题；第三次转型发展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取向问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建立在探索从计划迈向市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比较而言，第三次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成长更加全面、深刻。一方面，第三次转型是在前两次转型基础上展开的，但另一方面也与第三次转型第一次实现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密不可分。反观前两次转型，可以看到，这三方面的要素都没有在转型中获得有机统一。第一次转型，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秩序体系，但由于缺乏应有的权威力量支撑，新的秩序体系既未能获得有效的巩固和完善，也无法激发出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第二次转型，虽然确立了强大的权威力量，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秩序体系选择和社会活力激发方面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结果强大的权威没有形成强大的发展。只有到了第三次的转型，权威、秩序和活力才获得有机统一，从而创造了中国三十年大发展的奇迹。（林尚立：《有效大国与政治成长》，《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第50-51页。） 二、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 新中国60年，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观察窗口分别是1949年、1979年和2009年。三个时间点蕴含着三个问题：以194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何在？以197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谱写了什么样的新篇章？以2009年作为起始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将走向何方？ 第一波：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 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一波。这一波始于大清帝国的危机与崩溃。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满清统治，但中国并没有成长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相反，在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之后，掌控国家军事暴力资源的北洋军阀迅速分裂，形成直、皖、奉三大派系。 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表明国家的暴力资源已经彻底分散，这不仅宣告了传统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是在呼唤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重建国家权威、走向现代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方案落空之后，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联手，取得了北伐的基本成功。不过，1927年国共分手之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虽然，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也一度协同抗战，但最终经过四年的国共内战之后，一方才将另一方赶出大陆，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意义究竟何在？从根本上说，其意义在于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由于主权国家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并且为下一步的国家成长奠定了基础。 不过，以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确立主权国家也给未来的国家成长留下了隐患，这就是革命逻辑与阶级立国。所谓革命逻辑其实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这种革命的逻辑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它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进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因此，革命逻辑隐含着后来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包括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另一症结就是阶级立国，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