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阮忠世纪汉赋的研究综述.docVIP

附录 一、20世纪汉赋研究综述 　　汉赋的创作从西汉初年之兴，至东汉建安时期，前后四百年，作家璨若星辰、作品绵延不绝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使之成为两汉文学的主流，领受了汉文学代表的殊荣。当汉赋的创作在西汉武帝时期迈入鼎盛，汉赋的研究从相传为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论发轫，直到20世纪末，前后约二千一百年。其中，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约二千年，20世纪一百年。为明晰起见，本文先述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然后叙说20世纪汉赋研究状况，略于前者而详于后者。因此题为“20世纪汉赋研究综述”。 一、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 　　两汉至清末的汉赋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元明清时期。 　　（一）两汉的汉赋研究 　　两汉的汉赋研究面相当宽泛，赋的欣赏者与创作者迎合汉赋的审美趣味，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汉赋有所思考。尤其是创作者的汉赋研究构成这一时期汉赋研究的重要特征，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体验感发对汉赋的深刻认识，使汉赋一进入研究的轨道就达到具有典范意义的高度。 1、汉赋生成研究 汉人对汉赋的考察，首先体味到《诗》与楚辞对汉赋生成的影响，不过二者影响的趋向不同。《诗》的影响在于讽谕。汉代儒学的独尊导致汉人以儒学的眼光看《诗》，从《诗》中看出风化、美刺，很自然地以汉赋比附《诗》。好奇美之词的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就其《子虚赋》、《上林赋》发表意见，认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73页。 ）汉宣帝刘询则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班固：《汉书·王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 册，第2829页。），意为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与孔子论《诗》之义相近。延及东汉，对赋的发展进行梳理的班固表现出更为开阔的视野，但赋是“古诗之流”，是“雅颂之亚”，“恻隐古诗之义”的观念不变。他批评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在赋中以“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辞赋没有讽谕，而是讽谕被华文丽藻掩饰而让人不觉。因此，汉人认为汉赋本应有《诗》一样的讽谕精神，对社会能够起到批评、帮助的作用,这在当时的经学氛围中是可以理解的。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虽不限于文辞，但汉人更多注意的是文辞。班固作《离骚序》，认为屈原之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概述之上，而是列举了屈原之后的一些辞赋家，其中就有汉赋家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他们好而悲屈原的结果是“骋极文辞”。屈原的人格力量使汉赋作家产生情感共鸣在贾谊的《吊屈原赋》、扬雄的《反离骚》中都有表现，但更多地为他们接受的是屈原辞赋的“弘博丽雅”，以此熔铸了汉赋基本的语言特征。以后王逸说过类似的话：“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王逸：《楚辞章句序》，《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页。）相对于班固之论，王逸所言除了强化汉赋作家接受屈原辞赋的影响在于“华藻”之外，还提到了屈赋“要妙”当是怨刺的影响。 汉人这样认识汉赋与前代诗歌、辞赋的关系，蕴含了文学发展的惯性作用，但汉赋的生成更多取决于汉赋作家的生活与性情。班固曾说，春秋之后，歌咏不行，“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后者可以说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相类似的是桓谭的“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桓谭：《新论·求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之论，与司马迁讲述贾谊《吊屈原赋》、《服鸟赋》的成因无二。赋作家生活的坎坷成为创作的诱因，他们情感、意识与才学融合在赋里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的西汉武帝、宣帝时期，赋家创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汉赋作家抒下情所欲达到的通讽谕目的与宣上德寻求的尽忠孝的归宿，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和自我的忠孝理想，动机与效果能否统一自当别论。 汉赋生成研究还体现在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上，他在与朋友盛览论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这里的“赋迹”之说，主要是赋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暗透出汉赋必有的铺陈缛美风格。它们作用于“赋家之心”。汉赋作家在“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沉思奋藻中，生活的体验和各种知识的储备是形象思维的基础，而他们的想象能力和运才织文的本领主要在于作家自身，使他们在汉赋生成过程中的活动更自由、更主动。 2、汉赋风格与功用研究 汉赋风格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