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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东阳马生序》之“宋濂之死” 第一章 “胡惟庸党案”版本 一、皇帝与宰相/丞相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按前朝例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鉴于此，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皇权。最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二年九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 操纵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市权要宠”，很快被朱元璋杀死。 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最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 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1376）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二、胡惟庸案 （一）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馀年之久，诛杀了三万馀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清朝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胡惟庸（？～1380），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二）刘基论胡惟庸 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三）胡惟庸党案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集团首领。 李氏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