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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是新兴产业孵化器，是地方政府另类融资平台，是社会资源货币化捷径……中国PE狂飙突进，一千个人就有一千PE 正如IPO（首次公开发行）、VC（风险投资）一样，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GP（普通合伙人）、LP（有限 合伙人）正在迅速成长为中国普通投资者耳熟能详的名词。 从上海、北京、天津出现的竞争性优惠政策，到各地巨型产业基金的兴起；从银行、证券业的高歌猛进，到草根PE的遍地开花，一度被视为PE发展障碍的审核、融资和退出难题，都在无形中被逐渐消解和淡化，显示了这一新生行业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相较2006年底渤海产业基金出生之际，外界对于其公司制、契约制的复杂设计的懵懂无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PE是一种面向合格投资人募集的专注于未上市股权投资的基金，不止投资，还介入公司管理，在创造价值后获利退出。在结构设计上，PE一般涉及两层实体，一层是作为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一层则是基金本身。 有限合伙制是国际最为常见的PE组织形式。一般情况下，基金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不参与管理、承担有限责任；基金管理公司则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GP）投入少量资金，掌握管理和投资等各项决策权，承担无限责任。 2007年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为PE发展打开了制度之门。之后，无论监管部门、地方政府还是国有投资者、银行业、创业者，无论是外资巨鳄还是中国精英，都在混沌中开拓着这个行业的边界和规范。在设立、融资、投资、退出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化出与中国国情接轨的操作模式。 作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钱资本的组合体，PE迅速被各方赋予了新的功能。监管者将它视为培养新兴产业、提供增值服务的孵化器；地方政府一度将它视为套取各方资金的另类融资平台、拉动GDP的新抓手；对于部分具有人脉和关系的内部人来说，PE则是将各种社会资源迅速货币化的稳妥途径。 正是由于PE提供的想像空间，使得这一行业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面对不同力量的博弈，PE因其天然的市场化属性，业已逸出了管理层预设的发展轨道，从官办主导的模式向市场自生自发的方向狂飙突进。与此同时，围绕PE的争议亦尾随而至，从投资者的保护到利益输送问题，都成为监管者最为关注的话题。 2009年，删改多次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由发改委报送到国务院，但至今仍未获批准。当年年底，中国证监会在深圳举办研讨会，对于PE的监管模式，各方意见纷纭。 识者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投融资工具，既保护其自身的活力又抑制其违规的冲动，不被异化为利益相关者攫取巨额财富的工具，才是监管者的终极目标，而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功能、提供明晰的法律规范方是治本之策。 风起云涌 “现在中国似乎人人都能做PE，这是经济上升周期的一种特殊现象” “现在的PE界，就好像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一位从政府机关下海的PE基金经理如是感慨，“大家都在忙着赚钱，乱哄哄的，没什么规矩，但是可以感到其中的机会和希望。” 事实恰恰如此，自2009年以来，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家大型PE面世的报道，从上海到陕西，从金融、航天到农业、文化，覆盖了投资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早期获得了发改委核准筹组的十家产业基金后，地方政府的热情依然不减。上海在加速“两个中心”建设的背景下，正在筹建上 HYPERLINK /cn/600221/index.shtml \t _blank 海航运产业基金；北京已经设立了环保、农业等产业基金，天津则设立了船舶基金，并与中航集团、建银国际筹建航空产业基金。 大型国企也加入了PE的阵营。今年1月18日，中国 HYPERLINK /cn/000901/index.shtml \t _blank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的航天产业基金正式设立，主要投向航天产品、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及其相关领域，预期募集资金规模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即募得30.3亿元。 更多的企业跃跃欲试。中国第二大PC制造商方正集团正在创建一只20亿元的基金，该基金将专注于技术、媒体和电信领域，基金管理公司将由方正与一家海外机构合资组建。 今年“两会”期间，上海光明集团的一位高管向本刊记者表示，打算募集一只食品行业的投资基金，“现在社会上的资金非常多，只要有好项目就不愁资金。” 民间的力量令人震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一次赴杭州授课，即为与会者的阵容惊叹——上百家人民币基金的管理人，很多人二三十岁的年纪，就掌管着一两亿规模的人民币基金。 这支被称为“草根PE”的队伍，裹挟着中国的创业潮流，连年扩军。而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和投资者心中的偶像级人物，马云、史玉柱、刘永好等人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 全民PE热的兴起，有着多重背景。2009年末创业板的推出，无异于给PE行业打了兴奋剂。创业板动辄上百倍的市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