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构思中国文化论文_精品.doc

老舍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构思中国文化论文 老舍是公认的民俗作家。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儿”。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有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全部是写北京的。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老舍一生中从事写作41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5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4年，在青岛住了3年，在武汉住了1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7年半，在美国住了3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只有解放后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为什么一生辗转数地、有如此丰富生活经历的老舍，最杰出的作品都以故乡生活为背景？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1基于这种理论，我们有必要先从作者本身入手，来分析其创作过程中的情感倾向。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老舍出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1899年2月3日，正当旧历“小年”，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中，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因为第二天恰好“立春”，父亲舒永寿便为小儿子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正红旗下》中写道：“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这使他一落地就与传统节日和民间风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出生之日起，北京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行为。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即便生逢大清行将就木之际，满族生活习俗、精神传统对他仍有挥之不去的影响。研究传统的人往往局限于特定传统：宗教的和世俗的礼仪和仪式、民俗、童话、神话、生活中的风俗和服饰。但正如美国学者希尔斯所指出的：“传统可以到这样的文化中去寻找：拥有这种文化的阶层所受正规教育甚少，无甚表达力，读写能力较差，缺乏推理能力。现代民俗学的创立者认为，在这些阶层中，有一些深刻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这些心理过程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由“传统传递”，这就是说，这种传递是口头的，不知其作者的，是利用实例的，而这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变化甚微，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显地保持着原样。”2老舍从母亲身上目睹的就是这样的传统传递。 众所周知，对老舍一生的气质人格起决定影响的人是他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在母亲身上，凝聚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作为生活规范的。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老舍由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第一个工作是教育孩子。不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要教孩子们尊敬花。在他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古希腊人有花神，古远的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也把山、石、树当成神灵。生活在20世纪初的老舍，并不想把这些古朴的拜物教重新复活，但是他那种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情感，却是和古代人相通的。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过年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但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