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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国家共同体理论 3.作为再生产构造的共同体? 中古国家共同体理论 2013.04.07 中古国家共同体 古代世界的超越 中世的共同体与贵族社会 中古国家共同体理论 认识与反思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中古），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谷川道雄(1925—)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氏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京崎市定后日本研究魏晋隋唐史的第三代领军人物。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说，近三十年来日本有关中国六朝研究的每一步的发展都与谷川道雄先生分不开。 其代表著作有《唐太宗》（1967）《隋唐帝国形成史论》(1971年)、《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976年）、《世界帝国的形成》（1977年）、《中国中世的探求》等。 全书共4编十二章，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与反思，一是对中国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前者有第一编的 《中国社会与封建制——有关学说史的探讨》与第二编《中国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方法与课题》中的4章，主要分析了日本以及欧美学界流行的关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六朝隋唐时代的基本认识，如封建制、佃农制的性质、官僚社会等；余下的各篇属于具体研究，讨论六朝的社会构造，士大夫的地位与作用等。 谷川通过严密的实证分析，对隋唐帝国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性等问题进行了原创性思辨，最终建立了强调道德人格、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并指出共同体特性在不断地演进与升华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 古代世界的超越 殷周交替时期 殷商之际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化都是非本质性的，应将殷周革命理解为“原始氏族制社会的飞跃、发展的产物”（第63-64页 ）其成立的原理是“在保持血缘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政治秩序”（第64页） 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政治，是以春秋战国时期新型国家为依据的产物。此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官僚制与郡县制，到头来孕育了产生秦汉的统一帝国，这可以说是殷周古代国家解体后的最终结果。（第65—66页） 秦汉时期 基本上仍未能超脱这一原理（在保持血缘秩序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政治秩序）的框架，甚至可以说不过是同一结构的再编、扩大”（第83页）。学者倾向于用构成专制国家基础的民众共同体结合的观点来解释秦汉帝国的构造论。“作为民，与皇帝之间是他律的关系，而他们与家族、宗族、乡党之间，则可以说是自律的关系。”（第67页） 这种自律（自治）世界与政治世界之间有着相互联系，自律的世界是以三族制家族为基本单位被继承……将其界限一直延伸，就产生了以帝国为形式的政治世界。（第70—71页） 后汉末三国时期 汉末三国的士大夫，包括清流士大夫与逸民，从不同角度对汉政权加以抨击，开拓了超越帝国的思想立场。并在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形成了精神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产生了打倒王朝的政治运动，还孕育着超越中国古代世界成立原理的新时代的起点（第82页）。 中世的共同体与贵族社会 1.中世共同体结构的发展 中世聚落的形成三国以后的天灾、战乱成为日常化的时代中，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外结成新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从后汉到魏晋是中国聚落史上大变化的时期，其中一变化即“村”的出现。所谓聚落是由里制统一起来的，称都市里的里为坊，称田野里的里为村。宫川尚志在《关于六朝时代的村中》一文认为在汉代，都，鄙视一样的聚落，都是里。后来才出现都市与农村的分化，至唐代又出现上述制度化的现象。另外，他还指出，“村”一词成为新型农村的聚落的称称呼，是在三国以后。（《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洋史研究会1950年。《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学术振兴会1956）(第85页) 另外，在“村“不断得到普及的同时，叫做”坞“的聚落也在形成。”坞“字原义，按《后汉书.马援传》解释，为小障（小规模的土堆），也解释为小城。据载，陕西太守马援为防御羌族的侵扰而奏请设置的”坞候“，当时的坞很显然是军事上的防御措施。而经过后汉、东晋的发展，“坞”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第88页） 那么，坞内的人际关系究竟如何呢？ 以三国时代的田畴集团为例，这一集团是以“宗族”，“附从”，“百姓”为组成要素的。这些集团在成分构成上，均以统率者的宗族为核心，然后是同乡的异姓各家，及远远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