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规划简报第130期-华侨大学发展规划处.doc

【高教观察】※博洛尼亚政策论坛释放的信号—欧洲高等教育会往哪里转 ※英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及其启示 【专家视点】※高校治理改革：怎么做才是“真改革”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 【他山之石】※复旦大学启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江苏大学：四个强化推动学校转型发展 我校参加第十三届6?18”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 我校申报的东南沿海生态人居环境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通过福建省教育厅专家组评审论证 我校师生罗志敏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是问题倒逼而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此话富含哲理且切合实际，对目前处在关键阶段的高校治理改革来讲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针对我国高校业已累积的改革难题以及过往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高开低走”甚至被指摘为“无改革”或“伪改革”的历史教训，新一轮的“综合改革”最需要的就是把这次步调比以往明显加快的改革转化为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动真格的“真改革”，而要实现“真改革”，当下还应以“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继续强化和落实政府作为改革推进者的主体地位，并建立起以大学校长领导力为主要驱动力的问题突破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第一逻辑和责任主体的问题推进机制 随着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高校必将从中获得更多、更大、更明确的筹划自身改革的自主权。但是，大学自治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缺位，尤其在当前改革的推进期、深化期更是如此。由于我国高校还远未成为有自主办学能力、能够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主体，且内、外部利益关系庞杂，还由于政府掌握着改革的资源和权力，为此还需要继续强化和落实政府作为改革第一逻辑主体和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将政府由过去的“给予空间”和“放权”过渡到建立改革的推进机制，并安排、维护好制度，这既是保障改革沿着正确方向行进以及改革效率的必要之举，也是促进改革实践中问题解决的关键。 具体而言，政府一是要履行好对改革执行的领导和组织，以强化改革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在目前我国还未能推行大学校长遴选制的情况下，政府须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担负起高校领导人的选人用人责任，保护和大力扶持他们依据大学章程所进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探索和实践，使他们有能力承接政府下放的权力和责任，并树立对改革的信心，同时也要防止其遇到困难“躲着走”、不作为、不担当；另一方面，针对改革越到基层就越难执行的这一普遍性问题，政府还要担负起纠正和监控政策落实情况的责任，要有专职机构和人员直接监控高校的改革进程、评估改革成效，防止高校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或“走过场”式执行，并强化在放权后容易在招生、项目评审、人员聘用、校园基础设施建设等滋生腐败流域的监督。此外，政府还要通过开放式的组织宣传和动员，营造改革氛围，强化改革成果的可预见性，以赢得公众对高校治理改革的支持。 二是督促高校办学信息公开，以促进高校依法治校、强化自身管理。一项改革的成功，一定要有压力，不仅要来自上、来自下，还要来自外在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高校治理改革自然也不例外。为此，政府要针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0年9月实施以来很多规定形同虚设、没有对高校信息公开起到预期的规范和监督作用的现状，以落实新近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为契机，督促高校按照“向谁公开”“公开什么”“如何公开”“何时公开”的具体要求公开招生考试、财务资产、人事师资、教学质量等相关数据。而就某一类数据来讲，还要明细公开事项，防止高校只是选择性地公开。与此同时，政府还要督促高校利用成立或完善理事会的时机，以开放的心态纳入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学校的管理、监督和评价，防止理事会成为摆设。 三是积极培育相关社会组织，使其成为改革所能借力的重要主体。针对已有教育评估院、教育研究院、学会、协会等相关社会组织远未成为显而易见的意见中心，且未能有效行使其评议和监督、表达相关主体诉求、提供教育公共产品等职能的状况，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国家近期推动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的契机，划清其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在名称、业务、人员编制、财务等方面与政府“脱钩”以保持其应有的独立性，并以政府让渡部分职能、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其发展；另一方面要促使其改革其内部组织形式（如实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并把其纳入到国家民政、税务、金融、审计、纪检、监察与预防腐败等部门的综合监管和联合执法行动中，防止和惩治其在参与高校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摊派会费、收受好处、出具虚假报告等违规行为。 建立以大学校长领导力为主要驱动力的问题突破机制 高校治理问题的最终解决最终还是要靠作为改革主体的高校。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及历史经验表明，高校的有效治理不仅取决于治理结构，更与其治理过程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校长的领导力至关重要，这对于内部运作模式改革开始提上议事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