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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记忆与华夏认同 —————以泗城岑氏土司为例 【摘 要】明末清初，广西土司纷纷发明族谱，宣称其先人来自中原。是数典忘祖、卖祖求荣，还是历史心性、“雪球效应”？本文以泗城岑氏土司为例，梳理他们发明族谱的过程和操演祖先记忆的仪式，来探究背后的深层意义及原因。 【关键词】祖先记忆 华夏认同 发明 仪式 吸压力作用 翻开《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可见明末清初广西土司多宣称自己先人来自中原，标榜他们随狄青征讨侬智高或讨伐“蛮瑶”作乱来到广西，但粟冠昌、谈琪、谷口房男、白耀天等学者都考证了这些说法的谬误。其中，岑氏土司是壮族诸土司中势力最大、地盘最广的，“明朝强盛时占有田州府、思恩府、镇安府、归顺府、泗城州、恩城州、上隆州、利州、武靖州等地，右江上、中游得广大地区是其统治范围”。因此岑氏土司的华夏认同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结果上，结合新近的历史人类学发展，进一步厘清壮族土司认同华夏的过程和策略。 1969年巴斯发表“族群边界论”以来，族群认同遂引起学界持续关注。巴斯认为，族群是一个有归属性和排他性的群体，族群单位的持续性本质取决于边界的维持。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不是语言、文化、血统等内涵。客观文化特征只能体现一个族群的一般性特征，而无法解释族群边界的问题。泗城岑氏土司是如何改变其族群边界的呢？下面就从他们编制族谱开始，“对世系的分析研究中, 就应该特别注意一个名义上的单系社会采取了哪些选择的手段来维系权利以及如何将一个共同的祖先作为共有的社会资本来加以应用的。通过分析看出，那些不符合一个共同祖先的世代通常被清除———‘世系精简’或‘结构性失忆’。同样,，一些被湮没的事件却被复制出来———‘结构性怀旧’”。 岑氏土司是在宋末元初开始有文献记载。南宋景定三年（1262）：“甲戌，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壮为王臣。诏改归化为来安州，从毅进秩修武郎、知州事、令世袭。”但泗城岑氏的始祖是岑怒木罕，“元有岑怒木罕，尝为泗城州官”而把泗城岑氏与中原岑氏进行衔接，文献记载发生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 。这一年,“泗城土官族人岑九仙上奏:‘自始 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至豹子应罹钦之祸，子孙灭亡殆尽，其弟接，众推护印，累著劳勚，乞令袭职俾掌辖蛮众。:“豹乃叛臣余孽，子应复自取灭亡。今接者，人皆传称为梁接，非应亲枝，又不知岑九仙是何逋逃，冒为奏扰。上段文献中的岑彭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将领，被封为“舞阴侯”，列“云台十八将”。显然，岑九仙认岑彭为其族人远祖没有得到认可，但一定造成了舆论的氛围。因为嘉靖十年（1531）出版的《广西通志》记载泗城州:“土官知州岑姓，旧为溪洞蛮夷酋长。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之后，无考。元有岑怒木罕者，尝为泗城州土官。”到明万历年间，魏濬在《西事珥》中写道“土州诸岑姓不一，皆称岑彭之后，有为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应列宿画像云台，遥遥华胄，不知何自而起?” 虽然泗城岑氏土司自称远祖为岑彭，给当时的士人造成某种混淆，但也只能推起始迁祖到元朝的岑怒木罕。 在泗城城南五指山山麓有摩崖石刻《岑氏宗支世系》，谷口房男、白耀天认为:“可以肯定，此石刻《岑氏宗支世系》是在泗城土官知州岑兆禧还在任上的时候筹画、施工并完成的，其时间是在天启(1621～1627) 年间。”而王晖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泗城摩崖石刻《岑氏族谱》从撰写到最后施工，都跟岑云汉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由岑云汉一手策划、撰写并施工的”。也就是说泗城摩崖石刻《岑氏宗支世系》是岑兆禧的父亲岑云汉撰写并组织施工完成的。可以基本确定，这个族谱出自岑云汉岑兆禧父子俩或其中一个所为，且是在明末。那么，里面都记载些什么内容呢？其中一段： 岑仲淑，派自余姚，善于医道，立武功于宋高宗朝，授麒麟武卫怀远将军。随狄襄 公征侬志高，克林州城，破邕州，志高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公善后，驻镇邕州，建元帅府，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以御志高，始通市马于水西，大伙合兵扫荡西南夷 梗，有牂柯。布露上京，封粤国公。 这段记载叙述了广西岑氏始迁祖岑仲淑及其功绩，地位不可谓不显赫，但遍览《宋史》和桂林龙隐岩的《平蛮三将题名碑》，都无这个人物，所以是岑氏土司“想象”出来的。有了英雄始迁祖岑仲淑，岑氏土司就可以上承中原远祖岑彭，下以华夏世族自居。后来的《西林岑氏族谱》、《田州岑氏源流谱》等基本上延续这种“范式”，特别是清康熙、雍正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泗城土司世系考》，其开始即是： 宋皇祐间，侬智高寇扰粤西，杨畋等征讨久无功。四年九月，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以麒麟武卫怀远将军岑仲淑从，大破智高于邕州，智高竄奔广南。襄公还朝，仲淑善后。五年正月，仲淑平广南，智高复竄大理，遂死。函首至京师，仲淑驻镇邕州，建元帅府，都督桂林、象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