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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义 苏新春 刊《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 一、什么是语言的人文性 　　申小龙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９月）一书中对“语言的人文性”，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性特点的”，“二、语言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三、语言制约着人类的思维与文化心理”。“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或用于人际交流的符号系统，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不仅对于思维的表达是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它也是思维过程本身的一部分。这表明，语言并非只是消极地表达或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它还是世界的条理化、组织化、结构化与有序化的呈现。没有这种呈现，世界对于人就不存在。”第１９页）并认为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 　　对“汉语的人文性”，他也作了明确的说明。它“是指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较，在分析和理解上更多地依赖人的主体意识和人文环境，而较少形式上的规定。这种人文性具体地表现在汉语的弹性实体、流块建构和神摄方法上。”（第１６３页） 　　在《汉语人文精神论》（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月）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汉语人文性这一命题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涵义：一、本世纪初诞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其特定的文化心态之下造成了汉语精神和汉语文传统的文化断裂。二、汉语印欧系语言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性。西方语言理论及其方法基本上不适合汉语的文化性征。汉语的人文精神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症结所在。三、语言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而不仅仅是符号系统或工具。四、科学的汉语研究应实现本民族语文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科学的汉语规律应具有民族文化的深层通约性。五、中国文化语言学中国现代语言学在质态上由描写型向人文型的历史转折。它预示着中国语言学从２０世纪走向２１世纪的宏伟前景。”显然，他在这里所指的“汉语人文性”涵义已经从语言性质这一对象转而扩大为对这一性质的语言所进行的全部研究活动，及这一研究活动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溢出了这里所要谈的关于语言属性的范围。 　　申先生关于语言的人文性、汉语人文性深刻阐述，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大大丰富了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内容。但这些论述仍有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首先，在申先生关于“语言的人文性”与“汉语的人文性”的论述中，对“人文性”内涵的考察角度是变换的，所揭示的内容是有交叉的。前一论述是就语言与人、与文化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属性而言，后一论述则指的是某种语言包含着特定类型的文化的某些具体内容。在承认语言具有普遍存在的人文属性的同时，又认为只有汉语才有人文性，西方语言有的只是科学性，这似乎在逻辑上有悖事理。既然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那么这一认定应该对所有的语言都是适用的。不能说在某些语言身上会表现出人文性，而在某些语言身上却不表现出语言的这一根本属性。 　　会引起人们疑问的还有： 　　把汉语人文性与某种特定的文化精神、文化内容对应起来好，而不是与汉文化的整个世界普遍联系起来，是否有助于这一研究的开展？ 　　“汉语人文性”在汉语组织结构中是如何具体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它在汉语中只主要表现为汉语的弹性实体、流块建构和神摄方法上？ 　　这两个问题实质的是，汉语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是不是只会体现在汉语中的某一部分只与汉文化中的某一部分产生对应的关系。 　　一种语言与一种文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全面而深刻的。在一种语言体系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要素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而另一种语言要素却不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同样，对文化体系来说也是如此，一种语言不可能只受到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不受到那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把语言的人文性规定为只受某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或是只向某一种文化因素认同，结果是只会框束自己的眼光。在研究初期，人们可能会先在某种语言要素中发现它比较多地受到某种文化因素的影响。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种早期的局部发现必将在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各个领域全面展示。如果我们过早地在语言与文化内容、精神的某一点上规定下它们的相通点，有可能会使这一研究进入某种“定式”。如果把这种相通点只局限在汉语中的某一要素，也会有可能使其它学科的这种研究受到压抑，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而这又正是与中国文化语言学所追求的远大目标相背离的。这也就是本文给“语言的人文性”下定义时，不太愿意采取确切揭示它的具体所指对象，而是采用了一种规定范围和关系的作法。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语言的人文性是指语言结构体能通过自身的存在状态、分布范围、活动单位、变化方式等各个方面表现出它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中种种因素的属性。汉语的人文性则是指汉语能通过自身的存在状态、分布范围、活动单位、变化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汉民族文化要素和特点的属性。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对语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