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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扶植黄教的意义 摘要：一个地区或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并且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取决于国家对该地区或对该民族的政策的优劣。我们今天西藏广大地区的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在西藏在中央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废除封建农奴制，党中央倡导各民族团结，共同发张，正是在这样优越的政策下，我们今天的西藏才如此“美丽”。回顾历史，清朝前期制藏政策稳定而且符合广大藏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了西藏地区的安定和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了使整个社会体系完全纳入统治阶级的轨道，统治者不仅运用刚性政策及手段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如：行政管理、法律手段等），还运用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俗人情、道德观念、宗教等软性力量加强社会控制。在清前期，清朝统治者为了在西藏地区达到长治久安的的状态，不仅采取加强行政管理的政策，而且也利用和提倡藏传佛教，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关键词：清初 格鲁派 边疆 意义 目录： 引言：清朝是我国统一得到加强，版图最后稳定的历史时期。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边疆稳定，于是，清初统治者在西藏地区从现实出发，采取扶持黄教的政策，因俗而治，保持西藏地区的长治久安是清朝治理西藏的根本和精髓。利用黄教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不仅仅符合藏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清朝统治者利用黄教，以宗教这种软性统治政策，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避免了与西藏本土文化的冲突，使西藏人民不致因本土文化受到过急的冲击而造成一种反抗，失落的情绪，因而得到西藏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实现了清朝政府的最终目的：西藏稳定并长治久安。黄教既是西藏佛教全部历史发展的总结，也为以后的西藏佛教开拓了新的方向；它和封建农奴制紧密结合，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最终确定了完善的“政教合一”体制，对西藏社会造成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格鲁派的兴起 一、黄教的历史背景 格鲁派是在藏族地区兴起的一个喇嘛教派，格鲁派产生于15世纪中叶，一般认为，明永乐七年（1409）甘丹寺的建造，拉萨传昭法会后，在扎巴坚赞的支助下，即在拉萨东北兴建了甘丹寺（直译为“喜足尊胜洲”，简称为甘丹寺）［1］，标志格鲁派的形成［2］。在13世纪中叶，在元朝中央直接管辖西藏下，西藏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形势，进入了统一并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封建农奴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各僧俗领主对其土地和属民的封建关系，通过中央王朝的政令被固定下来。元朝扶植萨迦地方政权，分封十三万户，统由萨迦节制，形成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体系。14世纪下半叶，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对西藏地区的制度和措施，但不是采取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形式，而是采取“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因此从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到宗喀巴时代，西藏出现了众多教派，各个教派以寺院为据点，依靠僧众和信徒的拥护权树立旗帜［3］。明朝中央政权并且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都加以封号，最高的封号是“法王”，如永乐五年（1047）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永乐十一年（1413）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成法王”，宣德九年（1434）封黄教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次等封号是“王”，例如“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等；其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同时，明朝还设有茶马司，专门管辖西藏和汉族之间的茶马交流，民间的商业来往也十分繁荣。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中央对西藏的统治，也有利于西藏地区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张，加强了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联系。 从西藏本土社会来说，到14世纪，萨迦派势力渐渐衰落，帕竹等地方实力集团之间，战争不断。各个教派以寺院为据点，依靠僧众和信徒的拥护树立旗帜。有些教派得到政治权势的支持或直接与地方实力集团合流，组成政教合一的特殊体质，如萨迦派、噶举派中的帕竹和噶玛等，他们不仅成为把持一方的地方显贵，而且先后受到元、明皇的赏赐，煊赫一时，致使戒律废弛、僧人腐化堕落。一旦涉及权利分配时，他们往往彼此倾轧争斗，给人民造成苦难，各教派实力也此消彼长。而另外一些教派则以宗教活动为主，不过问世俗政治，仅仅依靠本派信徒的布施来维持，如宁玛派、噶当派等，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上不能自立，他们日渐式微，有的派系如夏鲁派、觉囊派等则如昙花一现，逐渐被其他派系合并或自身黯然消失［4］。帕竹，绛曲坚赞由山南起兵，1348年灭前藏蔡巴，1350年灭止贡等万户，1354年攻下萨迦寺，控制了后藏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帕竹地方政权。元中央承认了这一地方政权，顺治帝加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并准予世袭。 帕竹政权为加强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实力，除大力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外，还对内实行许多新政策。首先，讲“谿卡”分封给有功的贵族，使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完整；在同时整修4个旧宗（城堡），新建13个宗，确立以“宗”为单位的行政组织，设兵驻守。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