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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反恐报告及其分析 导读：就爱阅读网友为您分享以下“以色列反恐报告及其分析”资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对92的支持! 以色列反恐报告及其分析 论文摘要:以色列建国后, 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与此相适应的以色列反恐政策也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以色列反恐政策体系来自其长期的反恐作战实践, 并深受其历史文化经历的影响,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综合性以及崇尚“先发制人”等特征。虽然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其社会的正常运转, 但由于其反恐斗争仅是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故而在巴以冲突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 它不仅无法走出诸多反恐“困境”, 也难以获得反恐战争的最后胜利。 长期以来, 以色列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受恐怖主义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独特的安全环境促使其在长期的反恐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恐政策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以色列所面临恐怖威胁的演变, 追溯其反恐政策的形成过程, 并对其反恐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以色列与恐怖主义问题 由于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国际社会很难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有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和以色列政府的报复行为都作为恐怖主义来看待。此观点以胡联合为代表。[1] 从国际上看, 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反恐问题上的行动持有异议, 并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宗教和民族挂钩, 但同样对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恐怖暴力活动表示反对。然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大多数伊斯兰人士认为, 应当区分恐怖主义和反对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坚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攻击是“正义”斗争, 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则是“国家恐怖主义”。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早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一贯反对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是一回事, 反对占领的民族斗争是另外一回事。” [2]作为阿拉伯国家联合组织的阿盟也多次发表声明, 表示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属于“民族解放”行为。阿盟在1998年通过的《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强调各国人民具有开展一切手段反对外国占领和侵略的权利, 包括开展武装斗争以解放其领土, 争取自决权和独立权??”[3] 在以色列, 学界和官方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不尽一致。以色列前总理贝京认为, 评判自由解放斗争和恐怖主义有两个标准:目标和方法。他认为, “恐怖分子屠戮平民”, “自由斗士解救生命并且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去赢得解放。”[4]有“反恐大师”之称的以色列右翼政治家内塔尼亚胡认为:“界定恐怖主义不能根据罪犯的身份及其借口, 而应当由其行为特征来界定的。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故意攻击。必须把这一点与战争行为中由于攻击战斗性目标而导致的过失性伤亡区分开来。”[5]以色列国际反恐政策研究所(ICT)专家鲍阿斯·加纳(Boaz Ganor) 则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故意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 袭击平民和民用目标, 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行为。”[6]总体上看, 以色列学者倾向于把针对平民的故意攻击和军事行动中的过失性伤害区分开来。在当前阿以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这种区分无疑带有为以色列在报复性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进行辩护的成分。 对以色列面临恐怖威胁来源的界定, 既是以色列反恐政策的起点, 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以色列反恐政策的重要内容。以色列建国后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 这一时期以色列面临的恐怖活动主要集中于边境地区和以色列国内, 表现为针对以色列军事或者平民目标的小规模跨界袭击, 并且多数是有国家支持(State-sponsored)的行动。巴勒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游击战士试图通过这种跨界攻击引发以色列民众之间的畏惧和恐慌情绪, 破坏其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同时诱使以色列国防军进行军事报复, 进而引起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这种攻击某种程度上带有中东战争后遗症的性质, 但是也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这一时期的恐怖攻击活动已不再局限于边境地区和以色列国内, 开始出现国际化的倾向, 跨国性的绑架人质和劫机事件开始增多。在缺乏活动平台和外交支持的情况下, 由于担心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可能会被国际社会遗忘, 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共同策划了一系列绑架人质和劫机事件。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这一时期带有宗教、民族极端主义色彩的暴力袭击急剧上升, 简易型火箭袭击和自杀性爆炸袭击逐渐成为暴力袭击的重要手段。1982年, 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并占领黎南部地区, 以军的打击使巴解组织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削弱。然而, 以军的占领却导致黎南部另一抵抗组织——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真主党很快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