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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义务研究——对《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解释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依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相关解读，依据这一规定，受害人只需就污染者有排放事实和自身受有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的举证义务则加于污染者，污染者必须提出反证，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才能不承担侵权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亦认为，受害人“需就污染行为与自身损害提供初步证据，至于污染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因果关系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没有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特别明确受害人应对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初步举证之前，应当从文义及立法目的出发，按照受害人无需承担因果关系的任何证明（包括初步证明）的规定适用”。[2]对于加害人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平湖师范农场与嘉兴市步云染化厂等五企业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中的判决意见，必须要证明其污染行为不会导致损害发生，或者损害确系其他原因所致，要求受害人就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系“法律适用错误”。[3]因而，就权威解读与判决来看，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形式性解释的立场，认为要实现对污染受害者的救济、推进公平正义，需将第66条解释为受害人无需承担任何因果举证义务的举证责任倒置条款。这种形式解释表面看来对受害者的保护更为彻底，但由于其过于注重价值排序而忽视利益衡平，事实上已在司法实践中被广为弱化、规避乃至否认，反倒使得对弱者保护的立法目的无法实现。由此需要追问：降低污染受害者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难度是否仅有举证责任倒置一途？对第66条的解释是否只能得出举证责任倒置的结果？如何解释方能化解司法实践的断裂与脱节？ 一、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的法理与实践困境 （一）法理困境：过于强调抽象的价值排序而忽略具体的利益衡量 大陆法学者一般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概念：一是在诉讼过程中，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本证对要件事实予以证明后，相对方基于使该项证明发生动摇的必要性所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二是出于维护法政策或法秩序的需要，特别设置一些让相对方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规定；三是法官在具体诉讼中改变了法定的证明责任分配，通过“造法”方式确定了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4]我国通常在后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举证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倒置”。之所以实行这一规则，在于某些侵权类型纠纷如果继续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以正置的方式分配举证责任，就会严重影响侵权法功能的实现，造成公平正义的失落，故基于证据距离、举证能力、危害控制能力、损失分散能力等因素，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具有正当性。[5] 环境侵权诉讼被认为是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典型场域，原因在于，在风险弥漫的后工业社会中，环境污染等引发的新型损害，很难从个人行为的可归责性上获得伦理根据，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的伦理基础发生动摇；加之由于致害过程的技术性、交互性、潜伏性与多因性，污染源多不确定，损害发生常历经长久累积而成，又夹杂了其他非污染因素致害的可能性，由受害人证明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即便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在多数情况下也并不可能实现。面对此等因果关系复杂和证据偏在的问题，若坚守传统证明责任，可能使实体法的权利保护规定流于有名无实，不仅有违“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的法理，亦难以通过损害赔偿制度实现污染成本的内部化，从而有激励违法之虞。[6]故此，除在归责原则上实行客观归责或无过错责任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更进一步降低污染受害者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难度，以实现现代民法保护弱者、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 举证责任倒置免除了污染受害者在因果关系上的举证责任，因而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彻底。[7]但是，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是脱离具体的诉讼而对举证责任进行的预先分配，关注的是抽象的优先利益设定，在有利于实现整体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有可能造成个案中的利益失衡并导致适用上的困难。具体而言，环境侵权在归责原则与因果关系上的特殊化仅仅是现代风险社会下对危险和不幸的合理分担手段，并不具有道德谴责和价值非难的意义；尽管弱者保护是现代法制的基本取向，但作为加害人的企业同样附着了提供产品与就业、提升整体社会福祉的利益。完全免除受害人在过错与因果关系要件方面的证明责任，使得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大为降低，受害者往往选择将多数排污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大、资金较厚的工商业者诉至法院，而由于污染来源的多样性与损害发生的多因性，被告基本上无法证明其“排放行为不会造成损害”或者“确系其他因素造成损害”，可能导致某些非真正侵权人对非由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责，从而使得环境侵权由个体担责泛化为集体负责。在此背景下，上述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