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的摇滚之声.doc

北京城里的摇滚之声 摇滚乐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60年代发展成为青年反叛文化的代表形式。它以肆意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富于激情的音乐节奏表达情感。摇滚乐对于世界的意义，不仅是流行音乐的一种类别，更体现为拥有特定内涵的文化体验。摇滚文化代表着理想的、解放的肉体感受的外显形态。它的逻辑，是将话语自由、无畏精神变成肉体特征，这种特征不仅是权力、威严、暴力、等级秩序的克星，也是具有嬉戏性质的肉体狂欢。70年代末“老哥”等人开始把摇滚引进中国，80年代崔健接下摇滚的火种并将其点燃成一场席卷中国的绿色革命。摇滚因此成为新城市自由嚎叫的主角，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具有复杂现代性经验的大都市。北京是新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摇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带有现代派色彩的“新潮小说”出现，描述了以自由选择为起点的一代新青年。 　　从1985年北京作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开始，第一次将人这一生命本体的自主意识和自由要求纳入视野，对于它在当代城市中的困境进行了清醒的透视。在这些城市小说中，作家刘毅然塑造了一系列颇具现代感的城市摇滚青年形象，包括《摇滚青年》、《流浪爵士鼓》、《孤独萨克斯》、《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奔逃》等。这些精神世界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遭受着痛苦的身份冲突，却又充满着强烈的个体主宰渴望。他们叛逃秩序，在自我的精神空间里漂泊和寻找。浮华城市中游荡着一个个有强烈自我主宰渴望的青年，他们用摇滚的方式，燃烧的青春，蹦蹦跳跳地在权利的中轴线上起舞。这是一种特殊的声音，是年轻一代发自肺腑的喊叫，也是主流美学之外的噪音美学。 　　 　　一、八十年代北京的摇滚文化 　　 　　对于八十年代的意义，文学史有多种叙述方式。从宏大的思想史角度看，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接续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潮，它也在思想文化上被看作另一个“五四”。“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律”。刘再复也曾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李泽厚、刘再复的倡导，让全社会发现了文学应该也必须迁移至的新大陆。从另一角度看，在这块壮阔的新大陆下暗涌着无数丰富的个体叙事。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星星画展、“85”新潮、现代诗歌群体大展、中国现代艺术展等一系列事件共同塑造了新型的个体青年形象，尤其是崔健及其摇滚乐催生了一代叛逆青年，长头发、皮夹克、破洞裤、吉他声彪悍、节奏狂野，这些青年形象以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日渐清晰，成为观看八十年代的另一独特视角。 　　形象出现的根基是城市文化。在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发达，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都勾勒了一定的城市印象。而现代城市文学却并不发达。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20世纪40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张爱玲和新感觉派，都展现了母腹中躁动的新的美学原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萌芽般的城市文学都出现在中国现代大都会上海。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用上海作为标尺丈量美国，在那里看到了“千百个大上海小上海”。用上海丈量西洋，“霞飞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街道”(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也在某种程度上非中国化了，它成了存在于中国的欧洲文化模式的缩影。而小说中的城市青年也如鬼魅的影子般飘忽不定。 　　因此，上海并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中国特色的城市，相比之下的北京则更具代表性。北京的现代性经验尤为复杂，一方面它是充满传统乡土文化的北京城。郁达夫曾说：“北京属于知识分子情感上益于接纳的‘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它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感性化、肉身化。另一方面，北京作为政治权力心脏，又负载着新中国建立自己民族国家国度时的新想象。这座宏伟的帝都，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古建筑，在空间上象征着第三世界国家反抗既定秩序的宏伟意义和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抗争意识。而随着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的更新，北京日趋成为一座无边无际的夜总会，靡靡歌声漂浮在原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废墟上。如同一个汉堡包城市。全球的资本欲望成为夹着蔬菜叶和牛肉饼、涂抹着沙拉酱的面包，对习惯了“第三世界”生活方式的居民来讲是如此的新鲜诱人，而传统在这时对于他们，就像是在口中咀嚼的蔬菜和牛肉，似曾相识，却又被全球化的面包和沙拉搅拌成片段性的存在。 　　应该注意的是，纯粹的农村和纯粹的都市都不是产生艺术的土壤，只有在交界处和边缘地带，才是滋生经验的地方。作为经验的汇集和暧昧地带，北京的生产与消费、粗暴与文雅、传统与现代激烈地碰撞。一边是大都市的高楼汽车，一边是四合院与农贸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