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起步 “孤岛”上的蹒跚起步.docVIP

蹒跚起步 “孤岛”上的蹒跚起步 十年前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感激上海》,略微表达我对上海真挚深切又百味俱全的情怀。黄浦江水哺育我长大,上海这个曾是“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充满光明与黑暗、正义与罪恶搏斗的十里洋场,让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睁开眼睛看看世界,懂得一些为人的道理,立定追求光明的志向,走上一条充实的人生道路。我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其中,最难忘怀的是“孤岛”时期的岁月。 　　卢沟桥上燃起抗日救亡的烽火时,我正在杭州读初中一年级。尽管战火很遥远,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振奋了我们这些少年人的心。“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的第二天,杭州人都目睹了中国神鹰奋勇抗击日本空中强盗的辉煌战绩。秋季开学后,大家无心上课,挖防空洞,学防空知识,出壁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课堂上就央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从老师口中,知道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知道了“平型关大捷”,知道了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战局发展得很快,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快到年底时,随着钱塘江大桥炸毁时一声轰响,杭州沦于敌手,秀丽的六桥三竺黯然蒙尘。我第一次尝到了侵略者刺刀下生活的滋味。 　　第二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那时,上海租界已成为日军四面包围中的“孤岛”。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力量,利用租界这个“国中之国”的特殊条件,通过报纸、杂志、舞台、电影、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鼓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斗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在租界内不断骚扰破坏,抗日志士被狙击、遭暗杀的事件时有所闻,爱国与投降的斗争极其剧烈。但是,像我这样从敌人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人,到这样的环境里,却已感到如同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读书,自由地谈话了。挂着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照样刊登抗日战场的消息,只将“我军”改换成“华军”。书店里充满各种爱国进步书籍,《鲁迅全集》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西行漫记》(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发行,更是两件轰动中外文坛的大事。到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风雨飘摇的“孤岛”终于为狂涛恶浪所吞没,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那八年中,我在上海读完中学,进入大学,有幸接触许多革命书刊,更有幸结识许多良师益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教书、编报纸刊物和写作的生涯。我的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段,正是从“孤岛”时期开始的。 　　这里,只记一段自己是怎样同文学结缘的往事。 　　对文学的兴趣,幼年时代就被它的魅力吸引。在家乡跟祖父和老塾师读《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尽管不甚了然,却也从字句华美、音节铿锵中得到许多趣味。少年时代在杭州读小学,老师引导我们课外阅读,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进入一片新奇的世界,知道在李白、杜甫和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冰心、叶绍钧和朱自清,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稻草人》,就如发现了新大陆。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革命文学的大本营,更像进入了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大海。那几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田汉这些“五四”以后老一辈作家和丁玲、萧军、萧红、张天翼、艾芜等等一大批左翼作家的小说、诗歌和剧本。初中好友李延宁介绍我读了名记者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一些苏联小说,又读到邹韬奋编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走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宝库。不管懂不懂,我都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塞。课余时间,除了少数必要的作业外,几乎全部用于埋头阅读,既是生活中的乐趣,也成为生活中的需求了。那记不清的新文学杰作和当时留在“孤岛”上以笔为枪坚持战斗的老作家们的作品教育了我,也鼓舞和激励我学习写作的兴趣,编织起从事文学生涯的幻梦。 　　学习写作的人大体上都是从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孤岛”时期的报纸很多,也很活跃。报纸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文艺性的副刊,请有名的文人主编,如《申报》有“自由谈”、“春秋”;《文汇报》有“世纪”;《正言报》有“草原”;《中美日报》有“集纳”;《大美晚报》有“夜光”;《大晚报》有“剪影”等等。除极少数日伪背景的汉奸报纸外,大多数报纸都表现维护正义的爱国立场,即使政治立场不明显的,其副刊大抵也继承现代报纸副刊的传统,有文化气息,反映现实生活,也并不是只登名家稿件。我这样的中学生向报纸副刊投稿,自然只能从周围生活中找寻题材。我家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典当弄里,有一所私立小学,校长去世了,由妻子继任,学生仍称她师母。师母不善于办学,却热衷于打麻将,输了钱就在学生头上出气,为邻里传为笑谈。我家借住房子里,除房东外还住有七八家房客,有好几个孩子是师母的学生。她常到我们住的楼里打麻将,我就写了一篇人物素描,题目叫《师母》,鼓起勇气寄到《申报》去。时隔不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