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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文章来源： 新华日报 发布时间： 2013-03-05 责任编辑： 方圆 我要分享 演讲人：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特别研究员。曾任复旦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史学理论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核心提示 在所有的世界文明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能够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状态，并一直发展延续下来，继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只有中华文明。 不能简单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来规划中国的东西，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 政治上的大一统、中华民族共同的意志和精神、“家国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三大根底。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义制利，以道制欲”、“中为大本，和为大道”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世界上国家太多，民族也太多，要作比较，确实非常困难，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早就提出，如果以国家或民族为单位来研究欧洲历史会比较困难。因为欧洲的国家小，民族很复杂，而且变动特别多，历史上的分分合合太多。所以，他提出，要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最初，汤恩比把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文明分成21个文明，其中，有五个是原生性、原生态的文明，即古埃及文明、米洛斯文明、苏美尔文明、安第斯文明以及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现在，能够保持其文明的原生状态，并一直发展延续下来，继而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文明为数不多。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文明——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中国的文字，从商代的甲骨文，一直到今天我们书写的汉字，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样，以这些文字为载体的文化系统，甚至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包括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几千年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跳出西方模式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近代以来，我们认识中国，最初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从洪秀全到康有为到孙中山，包括严复、梁启超等等，都是大力引进西方的各种观念重新来衡量中国历史。十月革命以后，我们用苏联的那一套核心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都是用一个外来的东西来衡量自己。今天，能不能真正做一点独立的思考，以批判的眼光来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 1919~1920年，梁启超到欧洲去的时候，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后果，接触了西方许多思想家的观点，后来，他对之前自己热情宣传过的那些西方的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物竞天择等等进行了反思。他提出了对中国要重新认识的观点。同样，孙中山先生最初也非常热衷于西方的那些核心观念，在革命过程中，他也陆续考虑到要怎样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晚年的孙中山在广州作了“三民主义”的演讲，特别强调了我们是要学习西方，但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远高过西方。在日本神户，他发表演说，建议日本发扬亚洲的王道而不要学西方的霸道。实际上，这一代人已经在重新思考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后来因为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的成功，一段时间内，我们又转向学习西方，甚至全面学习苏联了。我们怎样按照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来思考自己?这个问题一直拖了很长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恢复了越来越多的民族自信，我们才有可能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自己的历史。 我们是一个巨型的国家，巨型的民族，巨型的文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写了一本书《论中国》，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辛格在他的书中也谈到，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文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的GDP中，曾经占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直到近代落后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真正走对了自己的路，我们用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个概念，就是在追求自己的路。有人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基辛格往中国跑了几十次，终于对中国有了一些认识。我们不能简单地拿人家的一套模式、一套道路来规划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三大根底 支撑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至少有三个大的根底。 第一个根底，自从秦汉以来，我们就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研究了世界各种文明，他谈到了每一个文明的形成，都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从混乱走向统一，形成统一国家，实现统一的和平。这是各个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自从商周以来，各种小的邦国就已经联合起来，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大一统的国家，它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唐代柳宗元写的《封建论》对秦始皇的“家天下”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大一统国家下面实现了真正的“公天下”。郡县制的治理形式能够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间，特别从社会底层中选拔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到国家的管理层，他们可以做宰相，可以做各省部的各级管理人员或者县级的管理人员;汉代选拔孝廉贤良;而隋唐用科举制，科举制最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