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思考.docVIP

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证据是一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或材料依据。证据制度是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一切诉讼活动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等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民事诉讼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举证、取证、质证、认证及法官依据所认定的证据作出裁决的过程。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就是一系列举证、取证、质证、认证等证据活动的规则，这一系列证据活动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法官能够认识案件的真实情况，其作出的裁决有据可依。民事诉讼证据证明标准就是要求证据在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时须达到的程度，是绝对的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或排除合理怀疑?笔者意欲通过目前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的分析，探索正在进行的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对目前证明标准的思考 　　证据制度的改革是目前司法改革的一个热点，可以说现在正处于从初始状态进化到相对系统完备时期的一个较大转折的变革点，自然而然的产生许多矛盾疑惑，形成立法与司法不同步的局面。 　　1、立法上的高标准与低规范 　　《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民事诉讼法(包括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而第七条规定以事实为根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为贯彻这一原则，实现这一任务，就要求法官在作出裁决时将案件事实证明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也就是要全面、彻底地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恢复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达到客观真实这一证明标准。如果一项裁决被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但二审可以改判，还可以作为错案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可见客观真实这一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法》中是至高无上的。 　　相比之下，在如此高标准下的具体证据规则显得要求较低，法律规定较为简单，民事诉讼法第六章证据只有12条，确定了一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同时又要求法院积极取证，对其他如当事人举证责任分担和后果、举证时限等均未作具体规定，相反在法官取证、认证方面却给予很大的自由权及责任，要求法官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呈现出一种高标准低规范的证据制度。 　　2、对法定证明标准的反思 　　这种高标准低规范的证据制度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第一、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几千年来长期尊奉儒家思想，官为父母民为子，断案的方式是审而不听，对于各种疑难案件能不厌其烦，细察巧审，最终查个水落石出，这是历史上倡导的清官形象。他们为了求得认定事实的客观真实，审案方式可以不择手段，如包公问石等审案奇谈，广为人们称颂，肉刑侍侯也成为审理民事案件取证的惯用程序。总之，寻求客观真实、揭示事实真相是目的和要求，而证明真相的方式则可不受限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断案者各显神通，这种司法方式也随着传统文化一起深入群众，广为接受。 　　第二、具有强烈的政治基础。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政治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必然渗透到各个领域，在司法上就表现为要求客观真实的标准。同时为人民服务是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工作目的，在司法上就表现为要求法官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自然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时限就不能限制太多。因此，客观真实也是一项政治标准。 　　第三、法院及法官的体制定位。一直来，在体制上，法院和法官是代表国家实施法律的执法者，在民事纠纷的处理上也是如此，从来不把法官看作中间人，认为居中裁决者是属仲裁系统的，司法系统不讲中立，只讲公正执法，因此实行职权主义，突出法官的作用。 　　诚然，客观真实作为一个证明标准具有积极的意义，至少在理论上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司法公正，但它是一个绝对化的标准，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正是由于它过分的完美和理想化，在实践中常常是可望不可及，它的实现受到现实的制约，主要表现在：第一、受法官自身素质的制约。法官不是神，不可能洞察一切事实。第二、受社会成本的制约。如要求法官审理所有案件都须将案件事实查个水落石出，可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案件本身的价值。由于长期反复的查证，容易使案件久拖不决，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增加社会成本，甚至有时因拖时太长，案件的最终裁决对当事人已失去意义。第三、标准过高，会物极必反。法官为追求客观真实的标准，常常会注重自己调查取证，忽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特别是在证据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辨别真伪时，就可能轻证据、重判断，产生法官与当事人的对抗。 　　3、实践的突破 　　客观真实从表面上看是客观程度最高的证明标准，但因只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程度，缺乏难以为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确定明确的标准和幅度，实际上是以目标代替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可度量性，正因为如此，产生了高标准低规范的立法。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主要从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出发，借着证据制度改革之风，自行制定了一些规则，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框框，动摇或者否定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主要表现在： 　　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