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汉魏之际霸道思想论析.docVIP

汉魏之际的霸道思想论析 黄前程（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410004 ） [摘要] 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而霸道在汉魏之际这一英雄时代得以迅速地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思想和以诸葛亮治道思想为代表的王霸思想，是霸道思想在汉魏之际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霸道思想的复炽与汉魏之际社会政治文化的走向是一致的。 [关键词] 汉魏之际 霸道 霸政思想 王霸思想 汉魏之际（159-249），是一个冲突不断、杀戮不止的动荡年代，同时也是一个风云际会、英雄辈出的英雄时代。在这一时期里，王霸思想，具体说是“霸道”思想得以迅速复炽。“霸道”思想的定位，使得人们暂时放弃了对“王道”理想的追求，并在政治实践中放松了对政治手段的苛求，从而更多地强调了政治的功利效果。这也是汉魏之际，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背景。霸道思想，在汉末表现为汉末社会批评家的霸政治思想，并对三国时期诸葛亮、曹操等人的治道思想与实践，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一、霸道释义 所谓霸道，它是以功利效果为目标，运用武力、刑法、权势等强制手段进行统治的一种治道方式。说霸道就必然涉及到王霸之辨。王霸之辨是关于王道与霸道分判，及其评价标准的争鸣。王霸之辨又是与义利之辨、德力之辨等问题关联在一起的，其中关联最直接的还是德力之辨。有人认为“王霸之辨，德力而已”，就指出了王霸之辨的这一性质。王霸之辨的轮廓，在先秦孟子、荀子之间已大体展现出来，而孟、荀就是直接从德力关系上立论的：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荀子》曰：“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 实际上，王霸之辨的思想基础，就建立在儒家对“德”、“力”及其关系的理解上。我们认为，将“德”理解成文德，应是没有问题的。即如孔子： 不过，对“力”的理解还值得商榷。实际上霸道思想所谓的“力”，它属于一种统治力；这种力与德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它们也构成了一种文质关系。如果将德与力看成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德并不排斥力的作用；相反，某些情况下力恰恰是德的一种实现方式。这一点可以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来帮助理解：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可见孔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力”。实际上人们所反感的、原始儒家所反对的是纯粹的暴力，是野蛮之力。而依文质论的观点，这种“力”已经溢出了“质”的边界，它的性质已是“质胜文则野”了。对统治力和野蛮之力，荀子其实是专门做了区分的。例如，荀子一方面主张兴仁人之兵：“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另一方面荀子又最反对强者之力：“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必恶我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 上述荀子所赞赏的“三军同力”，就是一种正常的统治力；荀子所反对的强者之力，本质上就是强暴之力、野蛮之力。其实，凡治国都需要借“力”，区别是在用力的目的和方式。荀子准此将治道分为三等：王道、霸道和强道。王道是礼义加武力，霸道是武力加信义，强道则是有武力而无信义。即王者“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霸者“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强者“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而荀子的主张是：大力推崇王道，适当肯定霸道，坚决反对强道。王道是治道的最高价值和理想境界；霸道是治道的功利价值和权变手段；强道则是强者之力、野蛮之力。 种种情况说明，王道本质上并不排斥霸道，霸道与王道一样，都可以是儒家的治道方略。故而东汉桓谭《王霸篇》评论道：“王道纯粹，其德如彼，伯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 二、霸政思想的兴起——汉末批评家的治道批判思想 霸道思想的特点是尚实、尚功和尚武。而汉末国家多事，社会积弱，边患（羌祸）连年，同时尚名背实、不考事功、不修武德，成了一种社会政治风气。因此，霸道思想就在汉末被重新唤起，并在社会批评家那里充分地表露出来了。该时期的王霸之论首起于崔寔。崔寔针对汉末政治危机，主张：“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他认为文武之道，乃“达权救敝之理也”；汉末文弊，故宜“量力度德”而实行重赏深罚。 崔寔这种极具务实性的、颇具法家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