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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的三重根 盛晓明 何为“客观性”？ 如今，“客观性”一词在日常用法中己成了一种赞誉。我们经常用“客观的”这类形容词来修饰某种看法、说法与做法。当我们说某个表达是“客观的”，意味着它是有实在基础的、有理据的、中立的、刚性的，因此是有说服力的、带有强制性、无可辩驳的、甚至是普遍有效的。自19世纪以来，欧洲人还赋予了客观与主观这类词以道德上的含义，因为“主观的”通常是指武断的、有私利和偏见的。更重要的是，客观性还与科学性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一起，由于科学在事实上的成功，使人们一说到“客观的”就表明这是“好的”。 按理说在如此崇尚客观性的时代，人们应该很清楚“客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哲学家在面对该词的多重用法时常常会犯难。海德格尔曾在《林中路》中指出，客观性是主体在揭示对象时表现出的一种特征，它受下述关心所驱使，即让对象如其所是地自我呈现，不受我们的特殊建构和解释所影响。但是后来它被演变成为主体所要采取的一种恰当的方法和姿态，即以正确的方式观察对象。作为认知者，我们很想弄清楚哪些行为对于正确地（客观地）观察世界来说是本质性的，哪些只是特殊的、拟人化了的或“主观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坚持主体与对象的分离，排除所有与客观理解相对立的情感因素，并认为操作和控制仅仅是为了揭示自然的“真相”，而不受主观的需要或旨趣所左右。支撑这种观念的基础如今发生了动摇，有人试图通过精神分析模型表明，近代关于客观性的解释其实是一种不健全的（比如男性中心主义的）心理发展形式，也有人把它视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展开社会政治的批判。 客观性概念的另一种用法就是“奠基”。一般说来，人们要想正当地使用“客观的”这个形容词时，心里总有一个标准之类的东西，不管你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它。对于哲学来说，这些事实上的标准必须是连贯的、经过论证的、并且是指向某种终极的理据的东西。于是便有了“客观性”的概念，它的意思是任何事实上是客观的看法、说法、做法背后都存在着必定使之达到客观的条件。 以往，哲学家们打开“客观性”根号时总能找到一个唯一确定的根，比如上帝或者外部实在。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们发现里面不止有一个根。还有一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甚至告诉我们，也许这里面原本就没有什么根。对于后一种极端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说法我们不必太过严肃地做出反驳，因为即便像后期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激进的反基础主义者也会慎重地看待蕴含于“生活形式”之中的客观性要求。用他的话说，如果在我看来似乎正确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谈论“正确”。 最令哲学家为难的正是多重根的问题。我们知道，自从上帝被逐出知识领域以来，主流的哲学家们一直相信，外部实在与内部合理性并非是两种不同的根据。不过这种信念中包含了一个潜在的预设，即“causa(因果性)=ratio(合理性)”。所谓潜在是说它是未经论证的。休谟发现，把这两码子事请牵扯在一起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康德也这么认为。如果上述等式真的不成立，那么我们只能从等式中择其一端来开始自己的思考。 康德选择了“ratio”，当今的科学实在论者与自然主义者则选择了“causa”。在康德看来，由于没有知识通道，任何诉诸于外部实在的辩护都是不合法的。于是乎客观性的根据只能诉诸于人类自身的(主观的)理性。为了有别于独断的实在论，康德颇费苦心地使用“有效性”(Gültigkeit)一词来替代客观性。有效性的意思是指达成认同的必然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开启了哲学通往相对主义的大门，因为自然主义者会说，我们可以用后天的必然性来取代先天必然性；解释学家们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用解释学来替代认识论。 1983年，罗蒂在日本名古屋作过一次讲演，题目颇具挑战性：“是连带性还是客观性”。所谓“连带性”就是通过磋商达成的某种认同，当然不是什么普遍的认同，而只是局部的和特定文化群体内的认同。与基于人类主体的先天理性不同，“连带性”基于主体间性。从康德的“普遍有效性”到罗蒂的“连带性”，我们看到，客观性的含义越来越弱。我这里之所以还要把连带性作为客观性的一种另类的表达，是因为主体间性依然是人们避免主观性的一种努力。 除此之外，客观性在当今的哲学中还有一种表达形式，它与马克思、尼采的哲学传统有关。马克思通过身体的介入来展示某种直接驾驭外部实在的力量，接着福柯通过权力的行使描述了知识形成的微观机制，海德格尔则通过缄默的实践技能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技术哲学。对于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客观性与其说是一个合理性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合法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完全是政治哲学的事。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客观性是男性中心主义用以掩饰性别歧视的一种托辞。在这样的语境中，客观性无非是力量的较量，当你无法突破实在的抵抗并成功地支配对方时，你就是主观的，相反就是客观的。 在这里，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