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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变化的世界与大学的变化 ——2004年3月1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 李晓宁 今天我来讲讲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讲讲变化的世界给大学带来了什么变化。最近很多人讲大学改革问题，都是在讲大学院墙里面的事情，称之为大学内部改革。我认为大学改革是院墙里与墙外相结合的事，大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大学的发展绝不仅仅是院墙里面的事情。其实大学从出现开始，就是和社会发展有着极深的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工人、农民和一些优秀的干部。尤其是民工、华侨、乡镇企业贡献极大。我们的大学做了什么？有多少先进经验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有多少核心技术是大学里研究出来的？做的不多。多的是：评了大量教授，毕业了大量硕士、博士。我们总不能老停在民工制造的水平上吧。我们的国家正在一个升级的阶段，大学的改造成为升级的关键。今天我们就看看历史上大学是怎们走过来的，看看有什么可借鉴的东西。 在古代，识字的人少，有钱的人少，闲暇的人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去读书的。受过教育的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然有一些大学生们，大学教授，关心的都是识字人自己的事，很少顾及社会。这是古来就有的一种倾向。但是很多学生、教师、知识分子都认为学校的事情与社会的重大发展变化有着很大关系。进入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发展，教育更加普及，大学这件事情越来越跟社会有着全方位的关系，关联度越来越高。大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早期的高等教育 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知识分子。我们小时候，以为上了初中就算知识分子了，识字是件不容易的事。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很多了，大家都算知识分子吗？不一定。 知识分子从古代起就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关心、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有公益心。举个例子，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介绍过一个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叫泰勒斯。泰勒斯喜欢观察天象，经常想宇宙与人类的一些大事，比如世界会怎么样？人与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他注意观察天象，不小心摔到沟里去了。他的婢女讽刺他说，地上的事还没看明白，你还看天象呢！埋怨他私人的事情做不好，但公共事情却是过分关心的。其实像苏格拉底呀，柏拉图呀，还有像孔子呀，这些我们所谓的圣人们，他们都是具有这样一个很强的关心公共事务的特征。 现在很多人都不太去关注公共的事情。读书人对公共事业的关心度，和一般百姓也差不了多少。我想说，如果你想做知识分子，应该对基本理论，对公共事情还是要多关心点。 人类生活中，知识的传承就是一件大事，教育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期的高等教育是什么样的呢？我这里说的早期，指的是在中世纪以前，公元九世纪以前的情况。高等教育是知识分子传承知识的重要活动。知识分子怎么出来的？人类原来没有知识分子，以前我上次在这儿讲东西方思想方法观的时候，我把中西方的语言文字发展做了个比较，由此带出来许多事情，其中就有知识分子怎样形成的事。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需要一种符号记载思维和体会，传承下去。简单说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记载、保留所创新的知识，另一个就是传承知识。创新之后把它保存下来，传承出去。传承就需要介质，这介质就是我们看到的泥版、纸莎草、竹简、木牍已经书写在上面字母、文字等。但掌握这套本领不那么简单。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的。只有一部分人在做，这一部分人在古代的两河流域称之为“书吏”——能写字的人。 这些书吏呢，与统治者，拥有Power的人是比较接近。在中国也是，读书识字的人才可以做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的人大都是识字的人，他们总是关心一些比较重大的，跟Power有关的事情。在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书吏，他们工作和学习机构叫“泥版屋”，书吏要参加泥版的制作，像我们的刀笔吏一样。有很多人在泥版屋学习，不断地学习怎么用这些楔形文字记录历史与事物。在泥版屋内学一套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多数是嫡传的。大家可以看看斯塔夫理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上册，一千五百年以前的历史，就是蓝色书皮的那一本。他讲到古时两河流域有一个老人给他儿子写信说：孩子，你不要去学种地，到你老的时候你会累弯了腰；不要去学石匠，我看过背石头的人最后生命都很悲惨，不要去熟皮子，手会沤烂，像鳄鱼卵一样腥臭。孩子啊，最好的活儿是去学写字。要是学会了写字，就会有荣华富贵，一辈子将有很好的日子过。 无独有偶，孔子的教诲也是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了书可以做官。你要是去种地，那就不行了。因此在泥版屋里或私塾里集中了很多精英。他们不只是简单的记录人类的历史和所探索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有讨论。因为每个学者记录的事情和对事物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在两河流域，发现了许多泥版，一直没有人花时间把他们全部翻译过来。在伊拉克战争中，我特别关心那些泥版，担心它们损失了。由于泥版、竹简的承载能力有限，逼迫那些古代的书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