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docVIP

《三国演义》与巴蜀文化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拥有六个“第一”，其中一项是：“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它无疑也是第一。”是的，《三国演义》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而在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诸多区域中，《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又特别密切。这里拈出三个问题，略加论述。 一、《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要说《三国演义》与巴蜀的关系，首先就应该说到巴蜀古代著名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其父曾为蜀汉将领，任马谡参军；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马谡违背军令，败军街亭，损兵折将，被诸葛亮斩首，其父亦受处罚。陈寿本人生活在蜀汉后期和西晋前期。当他两岁时，蜀汉贤相诸葛亮已经去世。他曾师事同郡著名学者谯周，担任过蜀汉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操纵权柄， 许多朝臣都去巴结逢迎，陈寿却正直不屈，因而屡遭贬黜。炎兴元年(263)，蜀汉被曹魏所灭。此时陈寿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两年以后，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晋朝。陈寿家居数年后，因司空张华欣赏其才华，举为孝廉，历任著作郎、平阳侯相、治书侍御史等职，曾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十八岁的陈寿开始系统搜集魏、蜀、吴三国史料，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史书。陈寿身为西晋朝臣，而西晋政权是由曹魏政权禅代而来， 为了维护其合法性，陈寿不得不以魏国为“正统”，书中魏国君主皆为《纪》，而蜀汉、孙吴的君主则低一个规格，立为《传》。然而，仅从《三国志》的书名就可以看出，陈寿实际上是把魏、蜀、吴三国视为平行的并立政权的，并没有故意抬高曹魏而贬低蜀、吴。从总体上看，陈寿在记载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时，态度比较公允持平，基本上能秉笔直书。如对多次攻伐曹魏，又处罚过自己父亲的诸葛亮，他既不以成败论英雄，也不挟私嫌而用曲笔，而是在《诸葛亮传》中如实记载了诸葛亮一生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品德，并且满怀仰慕之情，“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种公正求实的态度，加之取材谨严，文笔简洁，使《三国志》享有“良史”的美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这位巴蜀历史上的优秀史学家，赢得了后人深深的敬意。 陈寿的《三国志》也有不足之处，主要缺点是记载过于简略，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有的语焉不详，有的甚至遗漏。例如，关于对三国历史影响极大的赤壁之战，陈寿的记载就不够完整全面，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每一篇的记载都不够完整具体(《周瑜传》稍好一些)，当时人的若干记载，他都未能采用。这就使读者难以充分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给后人留下一些遗憾乃至疑问。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史学家裴松之(372—451)广泛搜集资料，于元嘉六年(429)写成《三国志注》(简称“裴注”)。裴注引书多达二百余种，主要是补充缺漏，记载异说，矫正谬误，辨明是非，并对有关史家和著作予以评论，极大地弥补了《三国志》之不足。由于裴注所引之书绝大部分都已亡佚，这些注文便弥足珍贵。从此，《三国志》与裴注就形成一个整体，成为后人了解三国历史的最主要的依据。 元末明初的杰出作家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时，就是以《三国志》(包括裴注)为取材基础的。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壬午(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嘉靖元年本”)，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回(后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合并为一百二十回，经清初毛纶、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加工而定型)，其卷首题署为：“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清楚地表明了罗贯中对陈寿的敬慕和对《三国志》的倚重。作为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特点：尽管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艺术虚构，可以带上作者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和褒贬倾向；然而，它反映历史生活的基本框架却应该大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脉络，它描写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时(虚构的人物是另一码事)，其主要情节也应该大体上与人物的性格一致(或是曾有的史实，或是特定条件下可能有的言行)。正是这条基本规律，使罗贯中在创作时不能不“据正史，采小说”(明高儒：《百川书志》)，使《三国演义》在内容上受到《三国志》的很大影响。 通观《三国演义》全书，真实而具体地描写了灵帝失政、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董卓弄权、军阀混战、曹操当政、官渡之战、赤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