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文化专题的讲义.docVIP

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文化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作用，但对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够注意。有学者甚至认为，太平天国将拜上帝教与其封建政权相结台，形成了类似“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实际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拜上帝教与封建文化的危机 太平天国1851年起义于广西，短短儿年间横扫南方各省，建立了雄踞东南的农民起义政权，并曾长期控制着号称人文渊蔽的江浙地区。太平军所到之处，用拜上帝教取代儒、道、佛，无情地对封建文化进行武器的批判。它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居历代农民战争之首。自汉代“独尊儒术”始，孔孟之道就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指导思想。在统治者看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月倒置”。“时代愈向前发展，统治者对它的依赖程度也愈大”。而孔子在历史上也逐渐成为封建文化的代表与象征，被奉为“至圣先师”，具有同儒家学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中国古代虽曾有少教人，对孔子和儒学的绝对权威表示怀疑，如稽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李蛰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否认六经的神圣性。但这类微弱的非孔言论，远不能动摇孔子和儒学的统治地位。 而发生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却以惊人的勇气，从一开始就向孔孟之道发起了攻击。早在1843年洪秀全最初在家乡劝人“拜上帝”时，就勇敢地撤去了村塾中的孔子牌位。这固然是为了不敬邪神、独尊上帝的需要，但客观上却是“对孔子权威的一个公开打击”。这惊世骇俗之举，“的确是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在发动起义过程中，洪秀全等进一步认识到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所以，在1848年编写的《太平天日》一书中，洪秀全明确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精心编造了一个孔子在天堂遭受鞭挞的故事，借“皇上帝”之口，斥责“孔丘所遗传之书，……甚多差谬”。故事嘲弄了孔圣人，也揭露了孔孟之道助封为虐的一面。 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开始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实现自己推翻阎罗妖，建立地上天国的理想。对封建文化的冲击，也随之在更大范围内，以更激烈的方式进一步展开。太平军所到之处，拆孔庙、毁学宫。在天京著名的江宁学宫变成了“椎牛屠狗”的“宰夫衙”；孔庙被拆毁，孔子牌位也被扔进马粪堆中 。杭洲城内学宫成了太平军制硝、铸钱之所。 太平军在苏州“毁学校，废至圣先师像”，将常熟“文庙大成殿拆为平地”。 湖南著名的岳麓、城南等书院，也都在太平军进玫长沙时倾纪毁坏 …… 太平天国“敢将孔孟横称妖”。公开宣布儒家典籍为“妖书”；明令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 ，“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甚至连幼天王也不得违犯禁令，习读“妖书”。于是，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区，出现了“不读圣贤书，但奉耶稣教”和大规模毁禁“妖书”的局面。据当时人描述，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担，行过厕涸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也大都遭焚毁 。太平天国对古代书籍采取简单销毁的方式，固然是不可取的，一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这对封建文化来说，更是创巨痛深的。 在早期的焚毁禁绝之后，“大约就在1853年内，太平天国开始了对儒经的删改工作”。当年，天王颁布了《删改词韵诏》，把“五经”之首的《诗经》改称《诗韵》要求“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语、正话”。后又“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拔等设书局删书”，并广出布告，“云侯删定颁行，方准诵习”。在《钦定士阶条例》中进一步强调：“孔孟之书不必废，共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 但不知如故，迄今尚未在太平天国印行的各种书籍中发现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随着政策的改变，在后来太平军占领的一些地方，“文庙火而复新”，孔子像也有“巳毁而重塑”者。“谓先圣已受封文掌率，阶一品”。 为了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和选拔人才，太平天国恢复了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但从形式到内容都对之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将原来的院试、乡试、会试，改称县试、省试和天试，还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分别主持的东试、北试、翼试。1861年颁布的《钦定士阶条例》，又改为乡试、县试、郡试、省试和天试五级，并设文武两科。考试及第者分别称秀士、约士、达士等。太平天国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和鼓励读书人应试。各地乡官或军中各馆都要经常举荐本属的读书人，提供舟车、食宿，发给路费，组织他们参加考试。“凡军帅名下无人应考，职须黝革” 。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的目的，是要培养和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