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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清政府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 [摘要]晚清时，从国家法律的角度肯定了近代文化社团的合法地位。 清顺治九年以来，鉴于明末党争的教训，厉行党禁，文化社团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冲破清朝严禁结社的条规，组织群众团体，为拯救国家奔走呼号。从此时开始至清朝灭亡，曾先后出现过两次文化社团兴起的高潮期，一次是在戊戌时期，一次是在新政时期。两次文化社团兴起高潮的出现与清政府被动应付时局变化、不得不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有关晚清文化社团政策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仅就清政府在新政时期文化社团政策的调整问题作一探讨。 一、党禁的开放与《结社集会律》的颁布 戊戌维新时期，尽管清政府对结社活动有所开放，但清朝统治阶层并没有明文规定开放党禁，因此，社团活动多小心谨慎，唯恐受到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自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与民维新”与“立宪”成了众多国人的口头禅，朝廷内外要求昭雪戊戌冤案的呼声日益高涨。光绪三十年五月八日(1904年6月21日)，慈禧借七十大寿之机，宣布：“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著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著即一体开释。”[1]自此，清政府部分开了党禁。丁未政潮发生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势，愈演愈烈。而留学生的排满情绪相当高涨。随着时局的发展，国内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对全面开党禁的呼声此起彼伏。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八日(1910年12月9日)的《民立报》就有关于“鄂汉同志会接到北京同志会公启，以请开党禁来相联合”的报道。[2]同月，资政院特别股员也开议赦用党人案。会中“汪荣宝主张宣布先帝给杨锐手诏书事，以雪六君子冤，全体赞成”[3]。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亦从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出发，请求开放党禁。军机大臣曾密议开党禁事，枢臣谓：“赦与不赦，皆当明降谕旨，否则党人在各省鼓动不休，恐有他变。”[4]资政院总裁世续等人亦主张，为实行宪政、护惜人才、消解祸乱起见，应速开党禁。[5] 宣统三年，清政府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颁布了准开党禁特赦谕：“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拔擢，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6]从上谕的内容可以得知，清政府所开赦的党人不仅包括康、梁等维新派人士，而且也包括革命党人。有清以来，政府对文化社团予以禁止，无非是害怕士人“结党营私”，因此，对党禁的开放，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化社团的大量发展。而清政府《结社集会律》的颁布，又为文化社团的合法存在提供了法律保障。 清代以前，中国没有结社集会的法律。清初以来，对文化结社严格限制，却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仿照西方实行宪政。一些官员如沈家本、陈夔龙等上奏应该重新修订律例，将结社集会、发行报纸之类的一些内容用法律规定其范围。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命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斟酌中外，妥善拟定结社集会律。上谕一方面指出拟定结社集会律要采纳列邦之法，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强调了尊崇本国礼教的重要性，称“中国从来敦崇礼让，名分严谨，采列邦之法规仍须存本国之礼教”；“立宪国之臣民，皆须尊崇秩序，保守平和”[7]。 负责制定结社集会律的宪政编查馆与民政部认为：“结社集会种类甚多，除秘密结社潜谋不法者应行严禁外，其讨论政学、研究事理、联合群策以成一体者，虽用意不同所务各异，而但令宗旨无悖于治安，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是以各国既以人民结社集会之自由，明定之于宪法，而又特设各种律令以范围之。其中政治社会关系尤重，故国家之防范亦弥严。先事则有呈报以杜患于未萌，临事则有稽查以应变于俄顷。上收兼听并观之益，而下鲜嚣张凌乱之风，立宪精义实存于此。”[8]在此原则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宪政编查馆与民政部制定了《结社集会律》，共三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1)凡以一定之宗旨合众联结公会经久存立者为结社，结社关于政治者称政事结社。凡以一定之宗旨临时集众公开讲演者为集会，集会关于政治者称政论集会。 (2)政事结社应有首事人于该社成立前开具下列各款，呈报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在京申呈民政部核准，在外由巡警道局申呈本省督抚核准，咨部存案。 (3)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