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1978~1998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docVIP

权力的转移[1]——1978-1998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研究员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在中国社会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权力分裂”过程，逐步发育出一个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中国数千年悠长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三元结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领域组成。当我们用这种“三分法”来观察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变迁时，就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的那种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这是1978-1998年之间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脉络。　　本文将通过考察三个领域之间的权力分布格局的变化过程来认识20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革。所谓“权力”是指某个主体或领域影响其他主体或领域的能力和自主行动的能力。领域的权力决定了它的对外支配能力和内部自治能力。所谓“权力格局”是指权力在三个领域之间的分配状况。社会的权力格局决定了三个社会领域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单极结构的实质就在于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部门手中，而1978年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实质则在于发生了权力从政府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重大转移。[2]　　一、三元分析模式　　尽管一般的说法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确立了“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模式，但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自己的内部结构，他已经明确地区分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领域（即“需要的体系”）和非经济领域（即“警察与同业公会”）。[3]哈贝马斯则把“市民社会”分解为“公共领域”和“经济”两个组成部分，建立了一种“三元分析模式”。[4]柯亨和阿拉托则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彻底分离出去，建立起“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分析模式。[5]塞拉蒙等人则用“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的“三元模式”来描述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还明确指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构成了“第三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基础。[6]可以说，“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分析模式不仅已经存在，而且源远流长。　　现代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即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活动主体、不同的组织目标、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组织结构、不同的激励机制、不同的运作逻辑。“政治领域”的活动主体就是政府或政府组织，“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包括营利组织、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家庭和个人，而“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则包括了非营利组织、家庭和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私人物品”，如苹果、衣服、计算机、汽车等等；政治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垄断性公共物品”，如立法、司法、国防、外交等等；而社会领域的主要职能是提供“非垄断性公共物品”，如环境保护、同乡联谊、人际交往、公共卫生、文化传承、价值确立等等。[7]　　二、权力要素[8]的变化　　1、经济领域　　1978-1998年期间，在中国发生了经济权力（即支配经济领域的权力）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大规模转移，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那里瓜分了一部分经济权力，形成了两个领域共同分割经济权力的局面。　　在微观层面上，“改革”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推进的。一是狭义的“改革”，即在传统的计划部门内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赋予国有企业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并使其逐步走向“政企分开”。二是狭义的“开放”，更确切地说是“开禁”，即在传统的计划部门之外，开放传统的“禁区”，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市场主导部门。在宏观层面上，“改革”通过不断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改变计划机制“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这主要表现为逐步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发展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改革政府宏观管理体制。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两个经济部门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两种经济运转机制并存的复杂局面。[9]　　微观层面　　农村改革不但赋予了农民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农业经营权，还赋予了农民兴半企业的权利，他们还可以外出打工甚至到城市去打工挣钱。农民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不再是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命令或指示，而是为了给自己赚更多的钱，而且他赚钱的多少不再由上级领导决定，而是由市场决定，支配他的动机、决策、行动和收益的不再是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造就了2亿个农业家庭企业，并且使它们从政府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市场的经济权力要素。就这样，容纳了全国人口80%的2亿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