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亲女性的现状及其社区服务.doc

单亲女性的生活状态及其政策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数持续上升，粗离婚率在20年中增长了近3倍。上海的离婚率由于在80年代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更为惊人，粗离婚率从1980年的0.3%到2000年的2.0%，增长了近7倍。尽管众多的单亲家长将再婚，但全国每年100多万对夫妻离婚所形成的单亲家庭无疑呈上升趋势（加上因一方丧偶形成的单亲家庭就更多）。单亲家庭的递增不仅使一些当事人面临经济和情绪等方面的压力，而且殃及部分孩子。尤其在中国，离婚和单亲至今仍被贴上负面标签，加上经济转型期的资源重新分配明显地向年轻人、高学历、体质强壮者以及男性倾斜，承载亲职重负和社会世俗压力的单亲者往往面临福利水平下降、心理和社会适应困扰加剧而使其弱势地位突现。而国外的一些研究都显示单亲女性所遭遇的经济、适应困扰甚于男性，国内相关的定量研究则基本属空白，社会政策和援助服务也仅在局部地区的尝试阶段。因此，本课题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单亲家庭的生活状态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宏观讲既有法律、政策层面的，也有社会文化层面的。微观和个体层面的影响有性别、收入、种族、成为单亲至今的时间以及人际网络等。我们主要阐述与性别有关的文献资料。 尽管一些文献资料显示，离婚后一方或双方首肯自己生活得更好了，但婚姻解体或多或少会降低当事人的福利水平，也为众多研究所证实。这主要表现在： 1、生活质量下降——自美国学者韦茨曼在她的《离婚革命》一书中，揭示了离婚后妇女与孩子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了73%而丈夫平均提高了42%等事实后，经济收入被用作度量单亲家庭福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一些研究都证实，女性在成为单亲后，经济状况变坏或陷入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明显高于男性（Weitzman, 1985; Morgan,1989; Sands et al.,1989; Bianchi,1995），而经济资源是影响单亲家长生活适应的最重要因素，收入较低者肩负较重的生活压力，适应情况较差，也往往较多地产生子女教养等方面的困扰（Gove et al.,1989; Risman et al.,1988; Grief et al.,1990）。有学者将女单亲家庭经济条件的恶化，归因于社会经济结构对女性的歧视，女性较少有就业训练的机会，多集中于低职位、低薪金、不稳定的职业，致使其在满足家庭需求和子女教养负担上倍感艰辛（Arendell,1986）。 2、心理困扰——大多数当事人或多或少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心理痛苦和压力，如产生沮丧、焦虑、寂寞、不快乐等负面感受，酗酒及其他偏差行为（Goode,1956; Weiss,1976）。有研究指出，由于女性单亲家长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她们更多地将婚姻视作生活的重心，因此在婚姻失败后的心理困扰更多且持续时间更久（Wood et al.,1989; Kurdek,1990）。而女性主义学者则认为，由于女性在家庭中受压迫，一旦会摆脱了不幸婚姻，自然会得到更多的满足和快乐（Wattereng et al.,1979; Kissman,1991）。还有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会降低单亲女性的心理困扰（Gerstel,1988; Sarason et al., 1983；王孝仙，1992）。 但也有文献表明，由于社会规范鼓励女性表达情绪，而男性则往往过于压抑，也不善于寻求外界支持，因此，他们的沮丧、寂寞等情绪往往难以排解，离婚后的心理适应难度更大（Bloom et al.,1981; White et al.,1981; 林万億等, 1993）。 3、社会适应障碍——由于社会至今将单亲家庭视作残缺的、非常态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这就使离婚当事人及其子女必须忍受来自社会的歧视压力，并为躲避他人的偏见而减少了正常的人际互动（Wattereng et al.,1979; Rlemchman,1982; 徐良熙，1986）。有资料表明，在传统文化的双重标准规范下，单亲男子较少受社会对离婚负面评价的影响，还常被鼓励再婚及发展人际关系，而单亲女性不仅将更多地忍受他人的疑虑或排斥，同时还需防备异性的觊觎，她们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Katez et al.,1985; Orthner et al.,1976; 林万億等,1992、1993）。Doherty等人（1989）的研究还发现，刚离婚的单亲者往往产生较多的适应障碍。但是两到四年内，单亲家庭逐渐抚平情绪，适应性大幅度提高。此外，有研究显示年龄较大的丧偶者要比年龄小的适应好，因为对于年老者来说，死亡是预料之中的事。相反，对离婚来说，年纪越轻适应越好（Blakwell,1981）。但是Gove和Shin（1989）的研究却发现无论是丧偶还是离婚都是年纪轻的适应困难，不论男女都是年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