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汉晋文明-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数据库系统.docVIP

巴蜀文化与汉晋文明 段??渝 ? 中国上古文化由各个区系文化多元整合而成。秦王朝时，从政治、经济、疆域上统一了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同时也积极开展了整合多元文化的事业。但各区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在上千年历史、独特的地理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不能也不可能骤然消亡，所以秦王朝的文化专制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区系的文化特色。汉兴，汉王朝充分吸取秦灭的历史教训，以广阔的胸怀，博采中华各大区系文化的精华于王廷，为立祠，为乐舞。这样，一方面，至西汉中叶前后，各大区系文化纷纷转形，同汉文化相充分整合，由此促成了汉代文化和学术的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汉代文化又不能不带有多元来源色彩和区系文化特征。 汉中叶各大区系文化转形以后，其精神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汉代中央王朝为适应其统治需要，开通经学之途，以此作为“禄利之路”，吸引全国精英人才为入仕而皓首穷经，为朝廷所用；一是汉代中央王朝对各区系的文化、宗教等采取宽容政策，保存了各地的基本文化内核，对于维系地方的典型人格、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至风俗习惯、艺术形式、风格等的整体性形态及其稳定和传承，起到了重要的凝聚和延续作用。汉代的巴蜀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由于汉王朝引导而迅速攀上了汉文化的高峰，又积数代之功，在汉晋之间的文化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基于这些认识，本文试从学术和宗教的几个方面，对巴蜀文化与汉晋文明的诸种关系做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海内外博学君子。 儒家学说及其思想在巴蜀地区传播甚晚，至汉景帝末年文翁治蜀时，始开风气之先。先秦时期，巴蜀的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盛行，并贯穿在巴蜀文化的诸方面，以致成为巴蜀文化的精髓，而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精神同儒家所倡导的“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天道远，人道迩”等完全不能相容。儒家的伦理道德等学说，很难自发地渗透进巴蜀文化区，更谈不上占有什么地位。 汉景帝末年，文翁受命治蜀，“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于是兴办教育，终于使蜀地风气为之大变，史称“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其实，这种看法实在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文化偏见。倘若从礼乐制度上来解说文化，理解文化的教化含义(这种含义是中国文化史上对文化一词内涵的最古老也是最权威的解说)，那么巴蜀文化无疑早在商代就已达到了“有文化”(文明)的水平，即有文字、礼制、乐制、职官制度等，这在观念上完全符合华夏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然而究因传统不同，巴蜀与诸夏之间存在文明类型的差别与冲突(这导因于不同的民族、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等)，所以尽管巴蜀有文化，并且拥有灿烂的文明，但仍被中原诸夏视为“西僻戎狄”、“巴戎”、“南夷”，表现出早期中原文化的唯我独尊意识，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主义观念。所以，秦汉之际，当秦汉文化不断改造着巴蜀文化之时，巴蜀的强烈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地产生着抗拒心理，青铜器、钱币、印章、文字符号等一直延续至汉中叶，人们仍以族相聚，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巴蜀文化的古老传统。文化差异、文明类型的冲突，自然使“质文刻野”即宗教鬼神信仰极为浓郁的巴蜀文化表现出完全不同于以儒雅之风著称的中原文化的特点，这也就导致文翁以为蜀人“颇有蛮夷风”。显然，文翁是以中原为中心来看待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的，自然会把异类文明视若蛮夷。 经过景、武之间文翁治蜀，选派蜀中子弟到京师太学受业博士经学、律令，“东受七经，还以教授”，又在成都“立文学精舍讲堂”，创立郡学，于是蜀风焕然一新，“蜀学比于齐鲁”。所谓蜀学比于齐鲁，是指蜀人在文学和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足以同先秦的稷下学派相比，而蜀文化在精神风貌上也转形为汉文化。《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宦游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所指即是蜀文化转形的情况。此后，“巴、汉亦化之”，相继转形为汉文化。从考古学上看，正是在文翁治蜀期间，巴蜀先秦古文化的特征基本上化于无形，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此后不复见于历史，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与蜀学比于齐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表明两支文化间的冲突以汉文化的统一而告终。这一结局，一方面说明儒学本身具有强大的播化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巴蜀文化原本就具有优秀的基础，所以接受新事物既迅速又彻底，以致“文章冠天下”，攀上汉文化的高峰。 汉代巴蜀文化转形后，文人辈出。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两汉巴蜀地区有名的文人约计四五十人，当中约及半数是儒家学者，儒家学者中绝大多数以治今文经学为主，仅2人治古文经学。三国时儒士尹默说：“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这里所说章句，即指古文经学。汉代经学的实质，是汉王朝开放一条“禄利之路”，以吸引全国精英人才一代又一代地走上皓首穷经这条无限艰深的道路。而今文经学是孔子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