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审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的困境及其对策推荐.docVIP

当前审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的困境及其对策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由此导致公司内部交易活动频繁，同时公司违法现象突出，加之许多公司在设立、运营中存在大量不规范之处，导致公司诉讼纠纷日益增多，并不断反映到审判活动中，成为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山东省来看，自2002年以来，全省法院每年受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数量占民商事纠纷案件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1％、0．08％、0．17％、0．21％、0．26％，总量虽然较少，但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同时，由于公司诉讼纠纷案件类型多样，所涉法律关系复杂，利益主体多元，而公司立法又过于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时时常处于艰难的境地，各地做法不，执法标准混乱，成为近年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的焦点和难点，亟须予以解决。 　 一、现实困境：在利益多元化中艰难抉择 　 （一）司法介入点难以确定 　 公司法属于典型的私法，应遵循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对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介入不得形成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干预。对于属于公司自治和股东自治范畴的事务，人民法院不能越俎代庖。但是，对于公司自治的范围和司法介入的程度，理论上少有探讨，审判实践中对于哪些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不好界定。如，公司不按照章程规定召集股东会，股东能否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公司限期召集？公司股东会长期不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能否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分配利润？职工与职工持股会之间的纠纷能否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纠纷处理等等。对于类似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存在很大争议，各地法院掌握标准也不尽一致。例如，就案件发生较多的股东请求强制分配利润纠纷，有的法院以没有股东会的分配决议为由不予受理或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还有的法院根据公司可分配利润与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判令公司履行有关支付义务。 　 （二）案件受理难以操作 　 目前，人民法院在受理公司诉讼纠纷案件时，普遍在以下几个方面较难确定。 　 一是案由确定难。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试行）》中确定的18种公司诉讼纠纷案由过于粗糙，并无法涵盖当前的全部公司诉讼纠纷类型。尤其是新《公司法》创设的股东代表诉讼、股份回购诉讼、司法解散公司诉讼等新类型诉讼，目前尚无司法解释对其案由作出统一规定。由此导致实践对许多公司诉讼纠纷不易确定案由。许多法院往往将没有案由对应的案件统称为股东权益纠纷、一般股东权纠纷或其他股东权纠纷等，甚至有的法院将部分公司诉讼纠纷归类于买卖、侵权、加工等案由，这既不利于立案统计和审判流程管理，也对如何正确把握案件性质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是管辖确定难。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多围绕公司展开，但因诉讼主体较多，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比较大，随意性比较大，有时会导致审理案件的法院实际与案件没有多少关联，从而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另外，许多案件没有财产标的，如果简单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确定，会导致大部分难度较高的案件都集中到基层法院，与司法资源的配置不相称。 　 三是诉讼费用标准确定难。首先，实践中对于某些公司诉讼纠纷案件是否属于财产案件不好确定，如股东代表诉讼、司法解散公司、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等案件，在诉讼费用收取上做法不一。如有的法院对司法解散公司案件作为非财产案件收费，有的法院则按照公司注册资金数额计算案件受理费。其次，一些案件虽然没有争议的财产标的额，但审理难度普遍较大，如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知情权诉讼等，这些案件所耗费的司法成本往往非常巨大，远非一般的借款案件和买卖合同案件所能及，严格按非财产案件收取50元诉讼费则与司法成本极不相称。另外，有些案件如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时只是要求分配剩余财产，但并不明确自己应分取的数额，甚至在提起诉讼的同时申请对剩余财产进行审计，这给诉讼费用的预收造成了困难。 　 （三）诉讼程序难以适用 　 当前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针对侵权、合同等传统民、民商事纠纷所作出的制度设计，对于公司诉讼纠纷这样一种新型案件如何适用存在诸多空白。如许多案件的诉讼主体难以确定，象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诉讼的被告应是公司还是对决议投赞成票的股东或董事，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诉讼地位是原告抑或第三人，申请司法解散公司应以股东还是公司为被告等。另外，有关股东资格确认、股权转让纠纷中诉讼主体的确定也存在一定困难。与此同时部分案件缺乏审理程序。如新《公司法》第184条规定的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案件，显然不属于普通程序审理的范畴，但目前又无相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