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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田国强：制度与经济增长 悼道格拉斯·诺斯 田国强：制度与经济增长 悼道格拉斯·诺斯 来源：《财经》杂志 文/田国强 作者与道格拉斯·诺斯1995年摄于北京 11月23日，道格拉斯诺斯辞世的消息传来，又一位经济学巨擎让国内外经济学人唏嘘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家群体素以长寿著称，诺斯也不例外，享年95岁。作为新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先驱者、奠基人，，诺斯的经济理论发现和思想洞见在处于制度转型之中的中国传播，使得他本人也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诺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界定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史研究”。这种将经济理论、量化统计和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分析方法，显然是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诺斯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他在自传中就自己曾深度参与到哈佛大学科尔企业家中心中，受熊彼特影响很深。 诺斯进入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就是经济增长及其背后制度变革所起的作用，其第一篇论文和第一部著作都与此相关论文“区位理论与地区经济增长”195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著作《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则于1961年出版。这些研究开创了用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的先河。进入20世纪80年代，产权理论又成为诺斯分析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又一理论工具 产权为什么重要?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对于产权重要性的认知。如，秦商鞅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前者包括宪法、法律、税收和市场规制等，后者则包括习俗、惯例和意识形态等。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都要被考虑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这其实也暗合了当下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即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这本书试图对12个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出解答，第一个就是“道格拉斯·诺斯之问”，亦即“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在书中，我们强调了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也就是放和开两个维度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详细论证了制度平稳转型的内在逻辑，应在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及创新这样四位一体的互动互补的动态制度变迁，实现可持续发展、振兴中华和长治久安的民族复兴梦。 这里，我想就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问题作些说明。比较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时，我们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在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初始条件下，所谓的最佳选择都是相对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单一经济改革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动荡，但是也使得很多问题和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累积起来。而一些国家的激进式制度改革短期内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震荡，但却通过配套有序的整体改革，奠定了相对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 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困境需从制度入手 当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大幅下滑，国内各方面又提出了很多应对之策。但是，如果不能像诺斯那样找出问题的内在根源和从制度层面上去解决问题，只是堆列出众多看起来都非常正确的时髦词汇、动听语言及只是简单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没有给出任何主语，也就是没有明确谁去做和怎样做这些最基本和根本的制度性问题，那么只能是政府主导具体经济活动，一拥而上的“大跃进”式政策出台。可是，如果主要靠政府靠国企来做可行么？以创新为例，创新是要容忍失败、承担风险的，成功率不到5%，政府和国企的领导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失败风险，从而应该主要靠市场、靠民企。 并且，如果仅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方式试图去解决问题，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负面效果巨大。中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所以制度变迁才是最根本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方向不明确，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变迁滞后，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更为关键的根源因素，再加上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做事激励的缺损以及对新常态理解的误区，使得问题雪上加霜。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