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oc

　　中国对美术发展的研究，起步很早。在瓦萨利(Giorgio Vasari)写出第一部西方美术史《意大利著名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传记》的七百多年前，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847) 已经成书，而且形成了既重视视觉性又重视文化性，既有叙论又有评传的传统。从十世纪到十九世纪，古代中国的美术史著述持续不断，成果亦多。可惜发展到明清，史料的价值增多，史学的意义却减少。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局面。虽然百年来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早已越出了中国的国界，成为一门有愈来愈多国外学者参与的世界性学问，但研究条件最充分也最需要研究成果的，还是中国本土。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自应从回顾中国本土(特别是大陆)的研究开始。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大时期，逐渐形成了相对古代和外国的五大特点。了解这三大时期的演进，思考这五大特点的形成与得失，对于展望新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若干启示。 ? 一 第一个时期从一九零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美术史研究改步变古的时期。在此以前，美术史研究者大多是收藏鉴赏家，著述的范围大体只限于中国美术，撰述的形式主要是与鉴赏关系密切的美术家传记和美术作品著录，著述的方向则以文人美术为要务，使用的数据来自文献与见闻，至于研究方法也已丢失了张彦远奠立的传统，重记载而轻论述。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学的引进，学堂的兴办，公众艺术博物馆的出现，出版机构美术部门的设立，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及新史学(含考古学)、新美术的兴起，既造就了若干吸收西学并任教于美术校科的美术史作者，又开辟了美术史研究的新方向；既增加了美术史研究的考古数据，又提倡了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于是，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其改步变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撰述中国美术史著作，与传播西方美术史知识齐头并进，成为前古所无的现象。本世纪之初，由中国人推出的第一本美术史，不是中国美术史而是西方美术史。为学校授课而编写的第一本美术史教材，不限于中国，而是中西兼容。在民国成立之前的一年(1911)，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澄编写的《西洋美术史》1。其后从民国元年(1912)至新中国成立(1949)，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已有五十七种外国美术史，约占全部美术史论著出版量的三分之一2。尽管这些外国美术史的编着和译着没有甚么深入的研究，但它们却在中国普及了外国美术史（主要是西方美术史）的知识，也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变古为今。在吕澄一书出版翌年，亦即民国元年(1912)，美术史这一学术名称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上。当时教育部颁行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在图画课程内列有「美术史」科目，但注明「得暂缺之」。而五年以后，即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两江师范图画手工科、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姜丹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出版了内容涵括中西的《美术史》教材3，虽然作者自谓「行粗浅之文字，述中外之大略，自惭獭祭成篇」，却标志着美术史研究划时代的变化。 (二)撰写系统而非片断，有见解而非仅史料的通史，成了反映美术史研究新认识的主要著作方式。明清以来，古代美术史著述在仕绅商贾赏鉴需要的引导下，日益陷于关涉美术家生平和作品流传的具体知识，所著多传记、著录，片断零碎，不成系统，罗列材料，淹没见解。对此，接受了新学洗礼的历史学家兼美术史家朱杰勤指出：「前人之说，率多东鳞西爪，破碎支离，且语多抽象，难索解人。而致力于有系统的美术史之编着，则阒无其人。」4画家兼美术史家郑昶亦指出：「欲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美术史，绝不可得。」5况且，在美术史著作中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关乎科学方法，而且涉及普及美育。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即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指出：「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同时把在大学中开设美术史讲座列为普及美育的措施6。在这种情势下，用科学的方法，编着「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就成了美术史著作者的共同选择。遍观本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著作，可以发现，在二十年代中以前，按传统方式编写的书画家传和书画作品著录依然不少，但到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在学校接受了新学教育并在新文化运动后走上美术史讲席的画家渐多，除了少数因数据较多或便于讨论而以断代法编写的美术史以外，一大批中国美术通史和绘画通史陆续成书。主要著作见表一。 (三)对文人画正统观念和南北宗论的批判初步拓宽了美术史研究方向，也刺激了对文人画更深层的研究与阐释。古代中国美术史著作普遍存在着重文人画家轻工匠作者，和重书画轻工艺的倾向。明代董其昌更把重文人绘画轻工匠绘画的倾向发展成「南北宗论」，树立了以文人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