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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 一魏晋南北朝士族的乡村社会权力根基士族是汉兴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阶层，而门阀士族政治则是魏晋隋唐非凡的政治社会形态。汉代士族与魏晋以后的士族变化很大，唐长孺先生在《士族的形成与升降》一文中曾经做过探讨。显然，我们不能把魏晋以后的士族视为汉代士族的简单延续，而必须做动态的把握，细致考察其间的变化。尤其是晋末中原丧乱，人口大规模迁徙，给整个士族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旧士族阶层。高高在上脱离乡里的大士族被摧垮。其中携众迁徙逃亡者，或者在迁居地定居土著，形成新的房支；或者在迁居地政治斗争中衰败；部分留在当地者，承祧宗嗣。不管哪种类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同以往。总体而言，趋于衰微。其二，新兴士族阶层。这部分最引人注目。在动乱中他们乘时而起，或为聚众自立的坞壁豪帅，或为建立功勋的军将。这个阶层人数庞大，遍布各地。当他们有所成就、家族安定之后，便逐渐向传统社会回归，注重自身或后代的文化教育，重建儒家的伦理秩序，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声誉。在南方，来自北方的大士族虽然通过扶植东晋政权而得到延续，甚至一度膨胀到“王与马共天下”的地步。），但在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嬗替中，曾经主宰东晋政治的士族纷纷落马，早先不受重视的次等士族崛起于长江中游第11篇《楚子集团与江左政权的转移》。），大大改变了南朝士族政治的格局。在北方，由于内乱和胡族进据中原而形成的遍地坞壁，彻底改变了北方士族社会的形态，大批新士族崛起，那些远溯汉魏的老牌士族其家世承袭疑问不少，颇有军功新贵的冒牌和同姓寒素继续门户的情况研究弘农杨氏，清楚地看出杨氏家族到北魏时代已由“自云”出自弘农杨氏的人继续门户。）。此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完全可以视为士族阶层的更新。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在于这些士族深深地扎根于乡村社会，左右地方政治，形成深厚的权力基础，使得国家政权不得不与之妥协，获得他们的合作，以建立统治体系。士族拥有莫大的势力，根源于其宗族聚居的大家族形态。《通典》卷3《乡党》引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说：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猬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凡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一宗近将万室”，并非夸大之词。国家把握的乡村户籍，多见大族形态，如上引《通典－乡党》称：“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而且，这种情况其来已久，《晋书－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敝，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即使到厉行析户的隋代，大族聚居的情况仍比比可见，如《隋书》卷72《孝义－郭俊传》：“郭俊字弘ｙì＠，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ｙù＠巡省河北，表其门闾。”同卷《孝义－徐孝肃传》：“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也就是说，家族聚居的形态，是其权力的根源。隋末杨玄感起兵时，“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就是明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分。第一，武断乡曲者并非都是士族，强宗大姓亦多如此。豪强与士族的区别，关键在于文化。士族能够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就因为他们把握文化，懂得治理国家；而豪强虽然可以凭藉势力控制乡村，却难以对国家政治直接发生持久而强大的影响。本文非凡关注士族，是因为他们既能控制乡村，又能影响国家政治。第二，士族虽有文化，却同样垄断乡党。荥阳郑氏，天下望姓，但“羲长兄白＠，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连山，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要截然区分武断乡曲的豪强与左右政治的士族，并非易事。强宗大族雄踞乡间，武断乡曲，地方官员不能不与其妥协，甚至依靠他们，才能贯彻对地方的统治。《魏书》卷40《陆＠传》载：北魏陆＠任相州刺史时，“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外。于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这绝非个别典型的事例。崔宽任陕城镇将时，“三崤地险，人多寇劫。而宽性滑稽，诱接豪右，宿盗魁帅，与相交结，倾衿待遇，不逆细微，莫不感其意气……诸镇之中，号曰能政。”到了唐代，与大姓的关系仍是治理地方的关键。《旧唐书》卷185上《良吏上－王方翼传》记载：“永徽中累授安定令，诛大姓皇甫氏，盗贼止息，号为善政。”显而易见，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王朝对士族大姓的依靠程度颇高。这是我们研究隋唐历史乃至唐宋社会变革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