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之“经济法”.doc

第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经济法体系 刘光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与日趋社会化的经济生产之间矛盾的不断加剧，为了应对整个私有制法体系特别是传统私法所面临的困惑与混乱，一个具有公私法交融性质的新的法部门——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带给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的新生事物。就世界范围而言，经济法的降生对传统法律制度、价值理念和法学知识框架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颠覆，并从它出生之日起就在法学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但不管是对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法所进行的大声赞美，还是从既得利益层面所发出的求全责难，都未曾阻止过“行动中的经济法”前进与发展的步伐。经过身处经济法制第一线的实践者（立法者、经济管理者、司法者和市场活动者）们“事实胜于雄辩”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不仅使得经济法同民商法、宪法、行政法等各个部门携手推动和创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奇迹，而且，经济法的理念与制度，已跨越传统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融入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ＷＴＯ规则之中，并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从民族国家到普通市场主体的行为与利益。 第一节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部门 “经济法”，是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其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被首此提出和使用的。自此之后的200多年里，经济法在事实、价值和逻辑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以一种独立法部门的面目而示人。 一、经济法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事实 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法学，就本着实践理性务实的态度从现实经济生活的需求出发，在制度事实层面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能动反映，并（首先）从正面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特制度事实存在的重要论据。举其要者： 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基本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法律经典表现形式的拿破仑法典，因不再适应其社会经济基础，而“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在此历史背景下，欧美各国从政治、经济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法制领域展开了一系列“非常实践”。具体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禁止限制性贸易合并法》(1889）和至今还卓有影响力的美国反垄断法——《谢尔曼法》(1890）；在欧陆，不仅在《德国民法典》中顺应时势实现了民法从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历史转变，同时还在一战前后制定了诸多的“经济立法”——《确保战争时期国民粮食措施令》(1910年)、《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1915年)、《强制卡特尔条例》、《煤炭经济法》（1919）、《钾盐经济法》（1919）、《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一系列经济统制法。在此其间，日本也仿照德国颁布了与战争有关的若干经济统制法。除此之外，二战前后，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并以此建立了以统制生产和分配为宗旨的统制会；英国于1945年通过了《塔夫脱——拉特克列夫修正案》，授权政府制定不平衡预算来应对萧条和失业；紧接着又于1946年通过了体现凯恩斯“充分就业”思想的《就业法》。这些经济统制和经济干预性质的立法，摆脱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确立的“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等私法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了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根据。 与此同时，作为制度事实的另一面，基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立法者往往在经济立法中只提出目标而不作具体规定，使得经济法律呈现出“目的程式”而非传统民法和刑法的“条件程式”，其中的“经济正义”及“总体经济公平”等价值理念也相当暧昧；另外，经济决策所需的大量数据和专门知识及时间等，又造成以确定性为追求目标、以“优良的法律计算机”和“法律自动售货机”著称的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的适用上受到极大困扰，进而造成司法决定的摇摆不定和无法预期，并最终使得经济法律规范缺乏“可司法性”。基于此，传统司法裁决机制经济法的实现中将不再占据主导（当然也绝非彻底否认司法机制的作用，实际上，经过适当的制度创新后，司法机制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代之而起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因事而设”的、受理和管辖经济事务的专门法院和法庭，如经济法院、仲裁法院、税务法庭、劳动法庭等等；是专家组成的、地位独立的、拥有第四种权力的专门委员会的调处，以及当事人合作、社团自治为特征的ADR纠纷解决机制。 二、经济法蕴含着独立的价值理念 法的价值和理念，是对法精神的一种理性概括与追求，是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制实践的灵魂和法知识的结晶。这样，上述全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事实，一定会蕴含者并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价值理念，进而为新兴法部门——经济法的存在提供正当性依据。 具体而言，如果说个体本位和形式正义为传统法律部门特别是民法部门提供了价值论层面的合法性支持的话，那么，经济法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事实，它同样需要把法的公平正义价值理念进一步具体化为经济法的特定理念。如果说“私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