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商脉.doc

感怀“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商脉 廖庆衍 偶然收看电视节目，重温“广州十三行”的史料，勾起了我对其历史残章打捞的兴趣。不妨来一番追溯透视，寻找当年中华帝国商埠文明兴衰的历史。 1644年明王朝覆亡后，满人建立了清王朝，也就在同一时代，欧洲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中国帝国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不过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中国历史的车轮再次减速。 自清初以来，历任统治者为了沿海的安定，基本上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特别是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政策。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其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据说当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在当地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1000多条船出海贸易，其中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于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乾隆决定采取进一步行动。 1757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并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是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涉事宜。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这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也是由此而得益，有机会开始向外国通商，发展贸易。 马克思曾评价说：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而与此同时，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而来，冒险者已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扩张。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他们决定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 史料给人的印象，泱泱大中华帝国，强盛时期是在十五世纪前，那时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据西方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公元1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的22.7％，随后就一直保持在20％以上，到1820年达到32.9％。著名学者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中也指出，中国曾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其经济总量经常占整个世界的50％以上，而在经济极为繁荣的宋代，这一数字曾高达90%，的确，作为中国历史上工商业最发达的朝代，大宋王朝在当时世界上据绝对领先的地位。在一些研究者眼中，这时的中国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人民生活水平甚至达到欧洲大城市18世纪初的水平。据文献记载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宋代还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到12世纪末，中国已开始取代阿拉伯人在东亚和东南亚海上优势，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 明代时，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中心，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大明王朝都保持着绝对优势。它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江南地区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1405年7月11日，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大幕。 在郑和开始下西洋时，欧洲局面还是那么糟糕，法国正遭受着百年战争的蹂躏，英国尚未完全废除农奴制。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的，在公元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备有什么明显的优势。对于大明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走向世界的绝佳机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明王朝选择了从世界舞台上主动退出。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逝。随后，由于受到许多大臣的强烈质疑，新任皇帝诏令：“下西洋诸国宝船悉令停止”，彻底废止了下西洋的活动。而曾经乘风破浪子大洋上的郑和宝船，渐渐腐烂在太仑的港湾里，为防止再有人出海，兵部甚至焚烧郑和苦心经营的造船厂及各种图纸资料。 就这样，在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了内部，却把无穷无尽的海洋贸易给了西方冒险者。放弃了海上强国崛起的机会，后人一直深感困惑，他们实在不能理解，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发展，但中国还是放弃了。于是一些西方学者试图深层次地进行分析，保罗·肯尼迪认为：“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员们的保守性”，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有重要官员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并且导致整个中华帝国的主流阶层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结果就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局面：印刷术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海外贸易受到控制……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延续了几百年，这是令今天的华夏子孙痛心的一大历史倒退的社会现实。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朝代更换，岁月轮回，历史车轮驶到了二十一世纪。泱泱大中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粤大都会广州市的英雄甩掉老广州十三行的局限性，以生机勃勃开拓者奋进，敢于撞向命运晨钟的大无畏精神，以大气魄和大胆略——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凡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皆可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