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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老王与一座城市兴衰 　　2008年5月12日，一年没困扰王学文的痛风找回来了。 　　痛风发作后不到12个小时，四川达州的地面开始发抖。汶川地震发生了。5月底。他在电视里看到往唐家山堰塞湖运送装备的米-26，“那就是我的机场要飞的飞机啊!” 　　他的机场在黑龙江绥芬河，这里从未起降过任何飞机，却牵扯了他14年的生命，把他从雄心勃勃的“倒爷”、敢吃螃蟹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忧伤的老人。2007年，他把机场的土地转让给了当地政府。但这“机场梦”，却无法割断，就像他生命中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1984年的中国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在南方，老干部们参观完深圳特区后。常常要放声痛哭：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北方，人们酸溜溜地说起南方：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价格双轨制下，谁能搞到批条，谁就能用价差赚到大钱，中国的首批暴发户，就是在“倒爷”中诞生。 　　这一年，37岁的王学文在黑龙江省的交通运输系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家呼兰县继续干国企。 　　回呼兰国营运输公司不久，他就把通过交通部低息贷款购来的四台俄产拉达轿车包给了个人，这种出租车业的“大包”在黑龙江还是首例，他因此被指为拿共产党的钱给私人发财。他不为所动，“我是根据中央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精神办的。” 　　这一年，“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已经发出。 　　8月16日，胡耀邦来到绥芬河，当地官员将开展对苏边境贸易问题向总书记汇报，并试探性地提出、“上面说对苏关系要不冷不热，我们下面很难操作。”胡耀邦回答：“不冷不热，是中央对苏的政策，你们下边要越热越好。” 　　心领神会的地方官员随后以“丰收不忘朋友”之名，把1000斤西瓜送到了国境线那边的格罗捷阔沃――“西瓜外交”获得成功。 　　1987年，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对苏开展贸易及经济合作的权限，王学文远。远地嗅到了商机。同年底，他从正局级干部位置上下海，真正当起了“企业家”。 　　王学文先后在东北开办了好几家小公司，做过亚麻、木材、饲料生意，在绥芬河，他选择的是开酒店。整个1987年和1988年沉浸在一种转型期的浮躁之中，人人都想找门路发财，而中国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个利益分化贫富分野时代的准备。王学文在绥芬河等待中苏边贸向个人放开， 　　绥芬河易货贸易的黄金期起于1988年，当时全市只有一家国营边贸总公司有外贸经营权，后来由政府做主，其他17家国营公司也“分享”这项权利，戈尔巴乔夫访华后，中苏关系日渐正常化，“同志”的称呼也被重新提起，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开始参与外贸。 　　1990年，王学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绥芬河百货商品进出口部”。他很快就做成了第一笔贸易：用不到一车皮的壁纸换回了三车皮的旧电机，“第一笔生意看到20万的利润。” 　　 　　三年时间身家超千万 　　 　　1992年的绥芬河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国旗班，每天和首都北京一样举行升旗仪式：城市中心有一个广场。广场四周的街灯，都是从天安门广场“退役”后重新上岗的。 　　这一切暗含了市长赵明非和北京非同寻常的关系，回忆起赵，绥芬河人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确实改变了人们的观念”，王学文的说法更直白：给绥芬河人洗了脑，给公务员松了绑。 　　1992年5月，市长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当时的秘书孙书林说，“到了现场，工商局的人还喊了一嗓子：赵市长摆地摊了，大家快来买呀!” 　　赵明非的“摆摊秀”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那时候赚钱也容易，在苏联日用品匮乏的大背景下，载满中国货的火车，往往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清空――每一站的站台上，都挤满了抢购者。 　　整个绥芬河为此陷入了疯狂，王学文说，那时候就“看不到闲人”，除了上学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在为边贸奔忙。有和王学文一样三天两头奔俄罗斯做易货贸易的，有腿脚勤快的去“拼缝儿”，全城4万来人，据说最高峰时有1万多“拼缝”者。这些蚂蚁大军，每日游走在火车站和各边贸公司之间，散布新闻，带来各种供求信息。这一年，绥芬河有2000多家外贸公司。就连家庭主妇们也放弃了电视机和电视剧，她们把“渴望”落实在了行动上――租床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