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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而深刻转变” 　　采访：吴奇志 　　 　　沈苏儒，1919年出生，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受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现任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作有：《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对外报道教程》、《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译作有：《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 　　最近，我们走访了沈老，他向我们讲述于他从事对外传播的经历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宣事业的变化。 　　 　　与新闻和外宣结缘 　　 　　《对外传播》：您1945年从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为何选择了新闻这一行? 　　沈苏儒：上初中时我就对新闻有兴趣，很喜欢看韬奋办的报刊。我觉得报纸是打开世界的窗户，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当时设在重庆的美国官方新闻机构――美国新闻处中文部工作，在新闻资料组做翻译。进入美国新闻处后，我对新闻有了更多了解。当时主持中文部工作的是刘尊棋(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是他把我带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真对新闻工作感兴趣的话，你就应当到报社去工作”。于是我在1946年进入当时中国的三大日报之一《新闻报》当记者，直到全国解放。 　　《对外传播》：解放以后，您在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上海新闻》任编辑。您在这家报社的任职经历为您从事外宣工作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沈苏儒：我在《上海新闻》负责编辑要闻版。该报有3个版：要闻版、本市新闻版和专稿版。在《上海新闻》工作的两年里，我基本了解和掌握了一张英文报纸是如何产生的。 　　《对外传播》：能谈谈在《人民中国》工作的10年中最令您难忘的经历吗? 　　沈苏儒：1953年至1963年，我在《人民中国》当编辑。在这10年里，我了解了对外新闻出版的全过程。 　　我至今记得一件对我教育最深的事。就是在1961～1962年进行的“澄清业务思想大讨论”。在那次大讨论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是区别内???的问题。有人认为，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有区别的，任务不同，对象不同；反对者却认为，两者没有区别，都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区别内外就是向资产阶级靠拢。二是传播者和读者的关系。当时对外宣传有一个口号就是，“以我为主，照顾读者”。大家围绕这个提法是否正确进行了讨论。现在看起来这已经不是问题了。三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那时只强调政治性，不强调宣传的艺术。四是编辑与翻译的关系。翻译是机械地翻译，还是根据外文的特点来工作。 　　在外宣“三贴近”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有些问题已不是问题，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只是已经不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如何做的问题。比如，如何将我们自身的需求与海外受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如何深入了解外国读者的感知力、判断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如何提高宣传技巧等。这些都是我们当前提高外宣效果面对的课题。 　　《对外传播》：1963年以后，您在《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工作，其间采写过一篇通讯，题为《从皇帝到普通公民》，发表在《中国建设》1964年第1期。这是关于溥仪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对外报道，曾引起国外读者很大兴趣。当时您做这篇专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沈苏儒：我想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应该是如何让国外读者信服报道内容。我想有两个做法可以提高报道的可信度。一是突出溥仪作为普通公民的那一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示给读者。为此，我在一开始就没有把这次采访当成单纯的报道任务，而是努力与溥仪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这种私人感情的建立为我做采访奠定了基础。我们有的对外报道缺乏人情味和感染力，我想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单纯从任务本身出发，这样就没有一种个人感情在里面。一个人做事情、写东西要有感情，记者尤其如此，因为记者接触的是人。 　　二是用事实说话。具体到这篇报道来说，就是尽量让溥仪说话，避免替他说话。我注意让他自己根据他自身的感受讲述。比如他刚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后来对管理所人员的态度如何(用他与所长的对话表现)，我选用的都是他自己的语言。这样说服力是不一样的。另外，我还专门引用了一段一位英国记者对溥仪的采访。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真实性。因为溥仪对中外记者所谈的感受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采访可能涉及外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的东西。比如，我们说对溥仪进行思想改造，这在外国人看起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毕竟在他们那里没有思想改造的作法。所以我就通过溥仪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如他是怎么感觉到自己受到的是教育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惩罚。他的态度是如何从抗拒到后来主动接受的。我努力地表达他这个转变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表达同时也回答了外国读者的疑问：中国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