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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79年前结婚证 　　前不久上海市档案馆新馆举办的“上海婚姻习俗展”，作为城市记忆之一，倒是颇有创意，很贴近普通市民的生活。其中结婚证书的展出也成了人们的看点。展出的结婚证书，最早似乎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这让我联想起已故的父母的结婚证书，比那年代还要更早些。 　　 　　以前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母亲还藏着和父亲的结婚证书，直到她在98岁高龄那年去世后，才在存放她遗物的一个箱子里发现了这张证书。我们一直没敢动它，现在我却又要去翻动那个平时从不打开的箱子，带着几分怀念的伤感，我找到了它。 　　那张结婚证书放在一个纸做的圆筒里。我以前在发现它时只匆匆一瞥，并未仔细看过。这次从纸筒里取出卷着的证书，首先令我感叹的是，证书上的日期是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那就是1927年的4月20日，至今已有79年了。可那证书连同那纸筒在历经人生的风雨沧桑以后，依然完好如新，可见母亲是怎样地把它珍藏着的。 　　那结婚证书上，除了当事人双方的姓名、籍贯、年龄、生辰八字，还有两位介绍人的姓名，一位主婚人、一位证婚人的姓名，都签名盖章。但我不解的是，证书上的国徽竟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是怎么回事?查了一下，原来是辛亥革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的五色国旗。证书上还写明结婚地点是假座上海三江旅馆，那三江旅馆的原址在哪里呢?恐怕已无处可觅了。至于那介绍人、主婚人、证婚人的姓名，都是陌生的，从未听父母谈起过，现在都已被尘封在时光的隧道里了。而我眼前的这一张记录下当年的人生大喜事的结婚证书，竟犹如一朵尘封的玫瑰，跃出时光的隧道，等待我们拂去它的尘埃。 　　想起母亲能把她的结婚证书保存下来，感到那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依稀了解，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大概是住在当时的租界后来迁到闸北办工厂，也就遇上了日军侵华第一次淞沪战争，后来搬到虹口继续办厂，又逢第二次淞沪抗日战争。在第二次淞沪战争中，我们家正处在前线。据母亲说，家人是在“八?一三”前夕离开虹口的，那时只认为是临时到租界去避几天，就要回来的。所以没带什么东西：几乎是在最后时刻，一位朋友开了一辆小汽车把父母???我带到租界上。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起先住旅馆，后来租了房子，在拥挤的租界存身。日寇的炮火毁掉了我们的家。直到如今方才知道，一些值钱的东西都丢了，而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书却没有丢。我不能想象，在仓惶离家时，一心想着隔几天就要回来，因此值钱的东西也不带了，却偏偏带上了这一张结婚证书，可见这张结婚证书在母亲心中的份量。 　　母亲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却很干练，抗日战争前她是大家庭的一把手。她是长媳，侍候婆母，她又是大嫂，帮小叔子成家，几乎什么事都是她操办的。除了一个大家庭的家务要她管，她居然还参与自家办的小织绸厂的管理工作。而父亲倒是在外面朋友办的学校里教书，家里的事浑然不问不管。抗日战争期间，从租界搬到沪西，寄人篱下，蜗居一角，父亲在朋友办的工厂里谋生，母亲便守着小小的空间，做家务带孩子。即便这样，母亲也总是精神振奋的，从没见她有什么不满。我们也从没见到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什么口角、吵架。真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般家庭免不了的龃龉，他们总是那么相亲相爱。母亲依然是干练的，是胆大心细的。是抗战后期吧，那一阵上海常遭到轰炸，时时发布空袭警报。有一天，凄厉的警报声不停地鸣响，飞机盘桓在头顶，路上行人都往家里跑，在这样令人恐慌的气氛中，母亲把父亲留在家里，她独自走出家门，把我和妹妹以及邻家的孩子，一个个从学校接回家。我现在回忆这件往事的时候，又联想起另外一件类似的事，那是母亲曾作为笑话多次提起的：抗战前在虹口老家的时候，家中曾遇到入室抢劫的盗匪，他们手里拿着枪，父亲吓得魂飞魄散时，母亲却很镇定，她叫父亲抱着孩子和家中其他人一起躲开，她留下独自应付这伙人，居然和盗匪一起抬箱子，拿钥匙打开一个个箱子，任他们抢，让他们拿够了杂沓而去。虽然损失了财物，却避免了人身伤害。盗匪怕报警，还留下一把枪以示恐吓。母亲不害怕，但那时的警察是破不了案的。母亲的这种超人的胆识，令我们叹服。 　　父亲母亲相依相偎，相濡以沫，度过了艰辛的岁月，迎来了抗战胜利，又迎来了新中国，我家生活又到了小康水平。正在无忧无虑的光景中，父亲却猝然去世了。这对母亲来说，好比天塌下来而她无法撑住。一切艰难困苦她是都不怕的，只要父亲在，如今父亲不在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她几番痛不欲生，只为了妹妹弟弟还小，我刚参加工作，她不忍丢下这个家，只能含悲忍痛肩负起身上的重担，艰难地往前走去。 　　父亲并无遗产，但我知道父亲有些收藏。抗战胜利前夕，著名学者丁福保先生很看重我父亲，要我父亲到他创办的医学书局兼任经理。他曾馈赠给父亲许多古籍书，有一套开本极大的、有着蓝铀封套的《全唐诗》，封面上贴着丁福保亲笔题赠的大红纸笺，还有《说文解字诂林》等书。父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