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大公报》民生观对中国当代报业启示.docVIP

三十年代《大公报》民生观对中国当代报业启示 　　【摘要】《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份成功的报纸,它带给现代中国报业良多启示,本文在对三十年代《大公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报纸办报理念的角度来探讨当代中国报业的生存问题,即这份昔日的民间大报带给当今报业的启示:以民生的视角来关照社会,以民生的角度写新闻,做事业。 　　【关键词】民生观 社会责任 报业生存 　　 　　《大公报》的成功,当然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换句话说,就是《大公报》的主观办报思想和动机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趋势和潮流的契合。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介,以服务大众为鹄的才是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大公报》反对战争,且不畏权势,勇于为民众说话,誓为民众之喉舌。这种办报理念顺应了国家需要、民众需要,也符合新闻媒介自身发展的规律、要求。而这也是《大公报》能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 　　《大公报》选择民生观有其必然性。张季鸾认为,“报纸之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1]他说过,《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即为“准备失败”,这个并非夸大其词,实是情势所逼之下的必然心态。 　　 　　一、民生观是报纸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必然选择 　　 　　《大公报》是一张文人办的报纸,一向标榜“文人论政”。中国文人的政治抱负就是对执政者尽自己的言责,用古人的话说即:为“帝王师”,做国之诤友。因此,《大公报》关心政治,畅言国事,将民营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王韬、梁启超等人开创的这一传统推向了极致。关于《大公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943年10月1日 《大公报》重庆版的社评《今后的中国新闻界》有过说明:“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般民众以为,反正报纸都是政府的应声虫,不会有真知灼见,而国际读者也以为你们的报纸没有独立精神,而不重视,到那时报纸虽欲对政府帮忙,也没有力量了。”《大公报》对政府的态度是拥护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希望能对国家尽其言责,对政府随时进行督责。这是它的必然选择。大公报人对政治感兴趣,但他们感兴趣的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他们感兴趣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谋权和煽动。所以《大公报》要求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服从国家利益需要的意识高于一切要求,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思想又使他们坚信“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2]因此《大公报》的言论出发点是国家、民众的利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遭逢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人民饱受列强蹂躏,《大公报》提出了“国家中心论”,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如今看来,这些观点未免偏颇,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超越其自身的阶级观念。虽然《大公报》承认,国民党政府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别的党派组织都不比国民党更有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所以他们分析现实:“强敌当前,没有时间允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就要亡国”,并非危言耸听。据此可见,《大公报》对于国民政府的维护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大公报》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可谓“恨铁不成钢”,它对国民政府的腐败现象愤怒斥责,对不合理的政策提出异议,尤其是,《大公报》对于民生疾苦、公众意见十分关注。随时了解并通过报纸反映出来,时刻警策政府改革弊政。 　　当前,报纸的商业性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报纸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而且在沟通政府和大众方面报纸有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大公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以一个独立完善的经济实体支撑报纸言论,记者站在中立立场,客观地报道事实,反映观点,在公众中树立“公正者”形象,赢得公众的信任,才能做好政府的监督员、诤友。 　　当前,市场经济的浪潮在带给我们国家事业勃勃生机的同时,其商业气息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理念。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观念也出现了。报纸,理所应当履行其新闻职责,将不良现象公之于众。新闻媒介只有发挥监督的功能,才能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同时报纸掌握信息全面、及时,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分析问题更深入。所以报纸提出的建议、意见对政府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公报》观点鲜明,表态有立场有见地,决不人云亦云。胡政之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