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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馈赠观等 　　不同的馈赠观 　　李秋生 　　 　　战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列御寇居郑国时，穷困潦倒，全家处于饥寒交迫之境。郑国的宰相子阳听说列御寇是个有道之士，却受着饥寒的折磨，为表示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专门派人送来160多斛粮食。但是没有想到，列子居然一口回绝了。其妻又惋惜又怨恨，抚胸长叹，自己嫁了个这样的男人真命苦。列子却笑着说：“郑相并不了解我，他能．听人言而送粮食给我，也能听人言而加罪于我，能听人言而加罪于我的人我怎么能接受他的粮食，与他交朋友呢?” 　　无独有偶。鲁国的曾参，生活一直穷苦，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自己下地耕种。鲁国国君知道后，派人赠给他采邑封地。拥有了采邑这块封地，曾参不但可以告别贫困，还可一跃而跻身于贵族之列，而且子孙后代受用不尽，但曾参对此却断然拒绝。他对来使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他认为，如果接受了鲁君的采邑，自己就丧失了独立人格，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因而不能接受。 　　列子为避祸而拒绝接受馈赠，曾子为保持人格而拒绝接受馈赠，似乎要更高尚一些，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当时来讲，都很难得，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属于名副其实的扶贫对象，弱势群体。但他们即使如此，也宁可饥寒交迫，不为馈赠所动，这种人生品位、精神状态、思想境界，确实令人感动，一般人能做到吗？ 　　由此不禁联想到时下一些官员，一些共产党人，一些被认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既不贫穷，也不困难，却动不动就接受别人馈赠，而且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养成习惯，成了嗜好，似乎把自己的家当成了赈灾筹款站。他们在笑纳存折、住房、轿车、古玩、字画、“秘书”这些馈赠时，头脑里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后果、人格、形象问题，与先贤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殊不知，我们又进化了若干年，而且我们是以先进著称的共产党人，理应比古人更明白更清醒更理智。 　　更让人遗憾的是，有的不仅是接受馈赠，而且还自己上门，主动申请，公开索贿。厦门远华大案中的要犯之一、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这样一个厚着脸皮索贿，钱不到手绝不收???的人物。他与港商许明良只是一面之交，可能是开过会、碰过杯、跳过舞吧，就狮子开大口，一下子向人家索要了117．8万元。而且为其丈母娘在天津买房，两万元购房预付款还要许老板给他出。他向一位姓高的港商索要30万澳元，为他儿子在澳大利亚买房。没想到这位港商不买账，没有给他，他就去找赖昌星。厦门有头有脸用得着的人找赖昌星，赖昌星当然很痛快，立即给他儿子汇去30万澳元。 　　馈赠仿佛是一面镜子，一块试金石，一座分水岭，能检验出一个人灵魂的洁与浊，一个官员的廉与贪。面对馈赠，应当如何处置?古人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尤其是今天，面对馈赠更要慎之又慎，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泥沙俱下的环境下，馈赠的动机纯不纯、馈赠的财物来路正不正、馈赠的社会效果好不好，都大有考究。切莫忘了，我们有相当一批官员就是从无原则地接受馈赠开始腐败最终落马的。 　　诚然，馈赠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形式，亲友之间额度有限的礼节性的馈赠无可厚非，圣人孔子尚有“礼尚往来”之说，不必谈赠色变。但面对社会上的馈赠，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无功不受禄”、“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些经验之谈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人事局) 　　 　　“卡”名也是害 　　丛 莲 　　 　　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可如今流行的“礼品卡”，我看“卡”多也是害。中国银联1月4日称，1月1日至3日，境内银联卡实现跨行交易总额数达4327．7万笔，总额为228．5亿元人民币，仅1月1日一天，创下中国银联成立以来的刷卡最高记录。 　　境内银联卡“刷”出中国“世界吉尼斯”纪录，足见新年银行卡消费热潮方兴未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好现象。它至少可以见证，我国的经济欣欣向荣，消费者手中有了钱，消费时自然就大方了。但是从表层的银行卡消费热潮中，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这消费热的背后，是否有“冷”的一面?那就是元旦、春节期间，这“卡”多“卡”热的原因，是否与公款消费有关?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过于敏感，像鲁迅所言，看到女人的裙子就联想到美大腿之类。但笔者确确实实也不免有点担忧。“两节”期间是“卡”之消费高峰，也是送“卡”的高危时期。你看如今这“卡”不仅在银行形成热潮，而且已在商家掀起消费热潮。许多商家已推出“购卡套餐”，什么“礼品节”、“消费卡”、“购物卡”等等五花八门。一些企业和党政机关已经形成了购卡热。用公款购买“卡”，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数十万，不需要通过银行转账，只要一“卡”在手，走遍天下。 　　买者，都是送礼人，送钱送物风险大，购张“卡”，往当权者手里一塞，往领导家里一丢，“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笑纳”。收受“卡”者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