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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忘却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一次河北沧州有40多吨棉花要出手，价值90万元。对方不要汇票，只要现金。夜12点，我们一位副厂长带两个人扛两袋钞票乘吉普车到山东河北交界的一个大堤上交换，还特地带了两条枪以防不测。到约好的交易地点一看，对方4辆满载棉花带拖挂车的大卡车一字儿排开。好家伙!他们来了10个人带了10条枪，在四辆卡车前一字儿排开。那场景就像电影里帮会交手一样。但确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1994年的中国大地上。”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为了便于今天读者理解，我需要交待一下他这个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为了防止“谷贱伤农”，总是用“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当农业减产时，则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多次这样的循环，中国的粮棉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水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市场上美国的棉纱比中国的棉花还要便宜。这使中国的棉花生产者和纺织工业十分困难。出于保护纺织工业的良好愿望。199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经营不放开，价格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的“三不放开”政策。这种作法的意图，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统一起来，用以保证国有企业。当时的国务院负责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样做是为了五千万纺织工人的生存。结果怎么样呢?由于不让农民在市场上卖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国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收上足够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证供应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只好进入黑市。 　　于向阳的经历生动地证明，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结果是，既损害了棉农的利益，也损害了纺织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败以后，又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又发生了粮食的故事。199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粮食收购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能收购500万吨粮食；保证国家粮食系统500万职工的利益；防止农民卖粮的钱不被代扣各种税费，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时，要“户缴户结”。为此，《条例》明确规定，粮食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私人不得向农民收购粮食。粮食由中央定价，要求粮食部门“放开收购”，然后按市场价格“顺价销售”。国家财政给粮食部门以补贴，财政补贴的资金要“封闭运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来就是“放开收购，户缴户结，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实际上，按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是很难按市场价“顺价销售”的。这中间的亏损，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以外，地方财政要承担很大的份额。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愿意收购了。不少地方还拿财政补贴收粮的钱盖了楼堂馆所，买了汽车。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让中央知道他们不执行中央政策。明明粮库里没有装满收购的粮食，却向上报粮库全装满了。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到安徽桌县看粮库，当地不得不抽调200多人和多辆卡车，连夜从几个仓库调运1031吨粮食供领导人参观。这种剥夺了农民卖粮自由的《粮食收购条例》自然行不通，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作法，重新放开粮食市场，还农民以卖粮自由。然而，这一收一放，就损失了几千亿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这两个故事说明，无论政府的出发点怎样良好，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最后往往出现与出发点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我重提两个故事呢?因为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过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还很有市场。在某些领域还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政府至今还越权管了一些市场本身能够做好的事情。在国际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政府万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红，批评经济自由的文章经常见诸报刊。有些人还认为中国的现状最好，不仅不需要改革，还可以成为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 　　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市场有失效之时，有无能之处；都不会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强调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没有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呢?如果有的话，人数也会很少，对中国改革没有、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有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学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其它原因，经常指责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主张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预经济”，还说“新自由主义支配了中国的改革”。现在好了，美国政府也收购银行股份，出钱扶持企业。这些批评者好像一下子得了理：“还是我们说的对嘛!”甚至还有人认为，美国也搞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