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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中存在问题 　　在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作了题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主题演讲。易纲在演讲中通过对比中西方的研究方法，指出了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西逻辑思维迥异 　　 　　中文的优点在于，有利于照相记忆。根据研究结果，在相同时间内用中文书写的信息会被更多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手机短信如此受欢迎的一大原因。中文可以用很短的文字，表述很多的信息。所以中国人用短信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外国人。 　　但是更要看到中文不如西方文字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多年来文字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不统一。从国际上看，意大利文形成于距今700多年前，当时拉丁文的中心在罗马，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但丁却极力主张用意大利文代替拉丁文。但丁用意大利老百姓日常说的土语来代替原先欧洲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说才写的拉丁文，这样就极大地普及了当地老百姓说的普通话。 　　英文也是如此。英文在六七百年以前只是伦敦附近的方言，当时叫做中部土语。通过数位英国伟大的文学家和神学家大力普及和规范，才得以形成。至于法文，则更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文字。 　　但是中国的文字和老百姓日常语言什么时候才统一起来的呢?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后。从1919年开始算，到现在才刚刚90年。 　　长期以来，中国人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有很多的著作和知识分子，不愿意把话讲明白，讲准确。比如说宋朝时出的《三字经》中有句话叫“明句读”。就不发明标点符号，而是让知识分子凑到一起比，谁能完成断句过程，我能断句，你不能断句，我比你学问大，我就笑话你这个不能断句的，他们并没有考虑把这个文字写得更简单，让人家一读就懂。但是西方的教材，则是想尽办法让读者读懂，把事情说得越明白越好。于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头，文明就不能穿透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说它不愿意穿透普通的老百姓。这使得我们的文明虽然这么伟大，但在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精英的文明，真正的中国老百姓懂得的很少。于是在鲁??先生以及很多中国的文学家笔下，以前的中国人就是浑浑噩噩的，没有是非观念。所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话写明白，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时候，语言要准确。 　　不仅如此，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要靠副词，或者靠从句来说明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中文的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也没有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变化，格的变化。而动词的时态，名词的性和单复数，还有语言中格的变化，则反映了思维的严谨性。所以，把外国著作翻译成中文，由于语言或者说是思维严谨性的问题，就会失去一些信息。 　　之所以说语言，是因为文字实际上是跟抽象思维和抽象概念连在一起的。中文简洁、美丽，擅长于写大写意，讲大道理。于是《道德经》、《论语》，把天下所有的哲学问题全都回答完了，孔孟老庄把天下人间哲学意义上的道理基本上讲透了。但是，中国人推理的能力弱，缺少形式逻辑。长于归纳而短于逻辑的推理和演绎。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墨子、荀子是有过形式逻辑的初步体系的。比如说《墨经》，对逻辑有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墨经》说的大故就是充分条件，故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近似于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但是后来，战国时期的所谓名家，公孙龙等等，好争辩，同时在争辩的过程中发展了一套诡辩术，以把对方辩糊涂为乐趣。这就搞垮了形式逻辑体系，使其在中国始终处于停滞的状态。 　　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剖析个案，得讲一个故事才信，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这几件事的逻辑关系和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不一定能够说服他。我在政策方面做了这么多年，深有体会。你要想使得一个政策能够通过，你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说服人，还是用讲故事，重局部经验，解剖麻雀个案的方法来说服人呢?这个在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中国人重视调查研究，强调眼见为实。然而，实际上我们眼见的都是事物的表象，并不一定是这个事物的实质，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有可能就不一样了。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靠的不是重视个案经验，而是推理。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才20多岁，懂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打过多少仗，领导过谁?怎么就已经知天下事了呢?唯一能解释的是诸葛亮研究古书，研究历史，然后用逻辑的力量，做出了预测，做出了分析和判断。 　　 　　国人的研究方法存在五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学生，见大不见小，都愿意研究大问题。“我去讲课，人家都问我货币政策的问题，问我汇率利率的问题。大家都关心宏观经济的问题，但是大家在关心这些大问题的时候，缺少逻辑框架，他不知道大问题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注意那个框架，就愿意重视那个结论。说这是阴谋论，这是货币战争，我们喜欢用一个最高的概括，用一个最宏观的框架来解释一个现象。”这跟我们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