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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失范原因及事例 　　尊敬的宋健博士： 　　我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给您写这封信。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们26年的友谊会让您理解我并没有任何恶意和背后的动机，只有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科技界美好未来的期望。 　　自197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并亲身见证了她在包括科技在内的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这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毫无疑问地引以为自豪，全世界的华人也都在分享着这些荣耀。 　　然而，最近的新闻和我的一些经历告诉我，在中国学术界，学术道德和准则方面并非都是很好的。 　　虽然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与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若想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出色的表现，就必须遵循各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除了既有的知识产权和通行的道德标准等一些基本原则外，忽视上述那些准则也将不会为任何社会所接受。 　　我并不想用长篇大论来讨论这些有违道德的事件的根源和起因，而只想提出这些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中国现行的奖励体制过于直接地依赖“学术成就”的数量。从进行评判的官员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定量的指标(例如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体育竞技的定量指标(例如你跳得多高)相似，是非常容易判断和令人信服的。而另一方面，对质量的衡量则是比较深奥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深入的理解。但是在学术工作中，“质量”恰恰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无法凭字数来评价一首唐诗的美妙。目前尚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来衡量质量，因此同行评审是一个被普遍接受和唯一可行的机制。已经过世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说得好，“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的尊敬的总和”；库兰特研究所的数学家约翰?弗里茨说得更为坦率：“我活着是为了能从我的几个数学家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吝啬的钦佩。”当中国开始进入世界科学与工程舞台的前列时，她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同行评审体系来评价中国人的科技贡献。当然，对于更实际的技术贡献，另一个客观的指标是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和被接受程度。在美国，史蒂夫?乔布斯(苹果公司创始人和CEO)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均被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荣誉。如果中国为了怕“丢面子”而对请外国非华人科学家帮助评审犹豫不决，那么还有世界各地的杰出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熟悉中国文化，并且非常热心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提供客观和义务的评估。 　　第二，据我所知，在中国，违背学术和道德行为准则所遭受的惩罚很轻，甚至不受惩罚，仅仅是一句“下不为例”的警告。俗话说：“杀鸡吓猴”。在西方，对剽窃和其他学术劣行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常常导致当事人失去工作或被剥夺职业资格。因此，同行的压力和自律常常足够使不良行为降到最低。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领导必须设立严格的纪律。否则，由于上述第一个原因的刺激，以及第二点的轻微后果，每个人都会有不良行为的动机。这是人类的天性，而不仅限于中国。长此以往，一个不健康的学术体制将只能导致整个学术界的不良后果和声誉。这对那些占大多数的遵守规则的学者们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历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就不需要我具体讲了。 　　在阐述上述问题的时候，我深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古语的含义。从长远来看，很多这类不良行为可能会自行消失(毕竟，罗马帝国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当然，在过去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科技界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人们同样可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是，我所担心的是现在正在受教育的新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果看到太多没有受到惩罚和约束的行为，他们自己也会被传染。这样一来，自愈的时间将会更长，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获得优势地位的时间将被进一步延迟。 　　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1．一位导师指导过多的博士研究生(30～100个)。这可能是另一个学术成就定量指标的产物。指导如此之多的学生，没有人能够胜任。如果一位教授想积极地与学生们一起工作，通常最多只能指导五六名博士研究生。 　　2．将一篇论文稍做修改后多次发表。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在年度学术成绩评价时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但不会骗过学术界和同行。这种做法不但使中国作者在国际学术出版界的名誉受损，从长远看，也不会对一个人的学术地位有任何贡献。 　　3．一稿多投，以增加发表机会。许多刊物对此是明令禁止的。但许多中国作者还是不时地无视这些规则的存在。 　　4．剽窃。表现为署上本人姓名、不当引用原文以及省略原文出处等不同形式。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管理者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异以及学术监督不力。 　　5．推荐信不保密。西方国家在评选一个职位或奖项的候选人时，通常是由评选委员会直接要求推荐人提供推荐信并向其承诺保密。但中国的做法却是让候选人自己收集这些信件提交给评委。即使是在评委直接向推荐人要求提供推荐信的情况下，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