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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30年经验与思考 　　【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法治建设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如何继续进行法治建设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第一，如何处理政策与法制关系。改革开放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其基本经验和做法是：凡涉及改革的事项均通过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的决议和党内文件的形式来发动，而法律事先基本不介入，最多只是事后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现行法条来加以认可。执政党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这本无可厚非，但法律的特点是稳定。回顾30年的法治建设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已制定的法律在不断被修改，法律制度始终难以稳定下来。过于频繁的变动，甚至有时是相反的变动，伤害了法律的权威。如果一国的国内法，包括司法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变动过于频繁，必会影响其自身建设的连续性甚至公信力。30年过去了，法治的权威在中国仍未能确立起来，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法治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 　　改革开放的成绩一方面给执政党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形成了较大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使官员获得了极大的自信，使现行做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被扩大，进一步加重了对它的依赖。但如何才能做到既保证执政党的领导，同时又让法律具有应有的权威，必须认真加以思考。 　　不管是什么样的法治国家，由人民或其法定代表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良法都应至上，否则，真正长久的社会秩序不可能形成，和谐不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成本将会无限扩大。 　　第二，如何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改革开放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涉及人口达13亿，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不断试错，是创新，是对现行制度乃至法律制度大规模甚至是全方位的突破；而法律制度的本质则是守成，是对制度和秩序的维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在精神层面上是有一定矛盾的。此外，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法治建设则有自己的内在逻辑。 　　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仔细观??30年的中国法治进程，可以清楚看到在某些具体操作层面，法律被当成一种工具，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改革改到什么领域，法治建设就延伸和跟进到哪里；开放开到何种程度，法治建设就深入到何种程度；始终强调从易到难，从局部到整体的做法。但法治建设应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否则其过程必定曲折，效果必定要打折扣。例如，在新时期制定的颁布于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一直备受争议，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背了法制的内在逻辑――本应先制定《公司法》，后制定《破产法》，可我们的做法却刚好与此相反。《破产法》制定于1986年，而《公司法》则制定于1993年，即是当公司产生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出于其他需要就率先为公司的死亡确立了规则，这势必使《破产法》的针对性和质量受到影响。在30年立法史上，类似的情况绝非仅此一例。 　　第三，如何处理稳定与法治的关系。改革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调整几乎涉及所有社会成员；加之改革开放是在结束“文革”后开始的，其间又经历了“政治风波”，因而整个社会对稳定问题十分敏感。一方面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总体稳定的基本手段，持之以恒地利用法律手段对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进行严厉打击，把社会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法治的价值和发展规律，一些该做的事没做，而有些从法治角度看不该做，但对短期维稳有好处的事则匆忙做了。特别是每当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时，往往回到人治的老路上，更愿意通过行政手段，通过权力来解决问题。如果仅从某一时间段看，必须承认这种做法对当下社会的稳定是有效的，但从长时间段来观察则会发现，现在所做的许多工作其实就是在弥补前一个做法的失误。笔者以为，民主和法治才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好制度，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需要利用法律手段来构建，改革开放的成果需要法律加以巩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法律加以推动，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于改革了解不多，对于法治建设的走向还缺乏明确的目标，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时至今日改革的目标早已明确，法治本身也已积攒了一定的力量，完全具备了良性发展的空间与可能。 　　 　　【限权观念与权利观念同步增长】 　　如今，中国社会的私人领域有了较大的拓宽，私权观念有了实质性的增长，为法治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动力。但遗憾的是，在私权增长的同时，限权即限制公权的观念却没能同步增长。对任何社会来说，权力都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又必须对权力保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