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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思想历史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秦王以后儒家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旧长远地影响着后世。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值得我们去追寻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论的提出 　　 　　与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相对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说：“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学派对“以法治国”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统一，权威集中，如此，则举措之间可以治国。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义，是“以法治国”，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法家法治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法治的推行方法，是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 　　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有法，而且必须“以法为本”。即要制定一整套法律，把社会生活统统纳入法制轨道；并提出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遵事理、量可能、务明易等六项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其次，必须使法律成为人们言行的唯一准则，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这就要求善于运用赏罚，以赏罚作为贯彻法律的唯一有效手段。运用赏罚要讲究一个“信”字，强调一个“刑”字，严刑重罚。执法、行刑，主张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再次，要求实行法、势、术相结合。势，即权势，也就是政权、权力。法律必须与政权、权力结合，没有政权、权??作后盾的法律效力等于零。所以君主必须大权在握，不能旁落。术，即权术，是指君主掌握权力、贯彻法律的策略和手段，以防止大臣篡权夺位，阳奉阴违。因此，法家的法治，是以专制君主利益为中心设计的，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 　　（二）战国时期，秦国的法治思想实行法家的法治路线取得成功，但后来却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法治变成了罚治，终致失败。“汉承秦制”，汉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王朝，因袭了法家的重法传统，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1.封建王朝，不论是短暂的王朝，或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都在立国之初，把制定成文法典当作首要大事。这不仅使国家的活动有章可循，同时也藉此象征国家的统一与统治的合法。从秦汉到隋唐，到明清，一以贯之成为定制。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唐律》、《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等等。这些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典对立法技术的讲求、规范的详密、体系的完整，是世界上所少有的；此外，历代王朝又制定判例，以弥补律文的不足。如秦“廷行事”、汉“决事比”，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例”等等。制定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一般到个别，判例法的调整方式是由个别到一般，二者并存共用，互补互渗，使法律的确立性和适用性相统一，有效调整变化发展中的社会生活。 　　2.法律制定后，封建王朝都重视宣传。 　　秦朝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商鞅时曾设置法官职务，负责宣传和解答民众的法律问题。从三国魏明帝开始直到唐宋，朝廷设置有律博士，教授法律。唐宋时科举考试设立“明法”专科并由国家举办法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明律和清律都有“讲读律令”的规定，要求官吏学习法律，每年年终还要进行考试考核。为宣传法律和适用法律的需要，汉代还兴起了一门富有特色的律学即注释法学，就是用儒家思想解释现行法律。《唐律》制定后，长孙无忌等奉旨对其所作的逐条解释，既显示了唐代法制所达到的水平，也代表了中国律学的最高成就。 　　3.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在于严格依法办事。 　　西晋《新律》规定：“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也就是说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论处。以后隋文帝亦下令：“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唐朝时的《唐律疏议》中规定：“诸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援法断罪、罪刑法定的最简明的概括，比起西方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提出，早了十几个世纪。有些开明君主，也能尊重司法官员援法断罪，依法办案，因而使法律得以较好地贯彻实行。 　　 　　法治思想法律化的形成 　　 　　“法治”作为一项治国方略，不断地被历代法律化，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援法断罪”思想的条文化。据现有史籍记载，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西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