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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力量　搜集资料 进行理论准备 承担这项艰巨任务时，我们教科文卫委员会的文化组只有三个工作人员。好在我是全国新闻学会的会长，在新闻界人缘还好，我就开始向新闻单位求援，借助外单位的力量，从以下四方面开始了筹备工作。一、搜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历次会上关于新闻立法的提案和发言；二、搜集我国新闻界、知识界和各方面有关对新闻立法的文章和材料；三、搜集我国历史上新闻法规的文本和世界各国新闻法的文本（没有中文本的则请人翻译）；四、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新闻立法的理论阐明。 这些工作都进行得颇有成效。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召开的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上，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想通过这个会推动全国新闻学会都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设在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内，由新闻所的所长商恺兼任新闻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孙旭培任副主任。 从八月十日开始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陆续刊登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搜集的资料，便于推动全国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和搜集资料。 正式成立“新闻法研究室”以后，筹备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首先，在理论准备方面，既要针对权威势力限制新闻自由的老框框，也要注意解释新闻界的疑难和误解。 最核心的问题是：制订新闻法是为了给新闻界设置规范，束缚编辑记者的手脚，以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使？还是为了解放新闻界的头脑和手脚，促进和保护新闻自由发挥最大的效能？我们围绕“新闻法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这一主题，不只在《新闻法通讯》这个内部刊物上刊登文章，而且在其他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进行解释和批判。 我在一位青年研究员的协助下，撰写了一篇长达一万字的论文《新闻法诌议》，研究室副主任孙旭培同志也写了一篇《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在几个报刊上发表。我还就“新闻法是新闻自由的保护法”为题，在好几个会议上作过长篇的讲演，从新闻立法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上作了阐明。注重批判那种想把新闻法仅仅作为新闻从作业人员工作规范的“指导思想”，阐明新闻法不只是为新闻单位制订的，而是为全国人民制订的；阐明新闻法不只是要保障新闻工作者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且要保障全国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阐明不只要新闻单位和工作者应当遵照执行，对新闻单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也要遵照执行。 我们还搜集各种新闻法文本，有的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了两本《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作为我们草拟新闻法的学习研究的教科书。这两本选辑一共600多页、48万字。第一部分是关于旧中国历史上的新闻出版法规，从一九零六年满清政府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到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记者法》，对我国近代开始出现报纸和出版业以来的新闻出版法规作了概括的介绍。这些法规的共同特点都不是为了争取和保护新闻出版从业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反，而是对其加以管理和控制。在本书的末尾还刊载了英政府在香港制订的新闻法规。 这两本书的主要篇幅是翻译介绍世界各国的新闻出版法规，有的还作了专门的评介。比如对苏联、东欧各国、英、法、日本、印度等国的法规和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美国虽然没有新闻法，但却是世界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比较完备的国家，我们专门写了文章来加以评介，注意帮助读者了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的言论出版自由。本书还收入了《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并介绍了起草过程、争论和通过的情况。 在《新闻法通讯》上，我们还刊登了《国际共运史上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介绍》、《人权宣言第十一条是如何产生的》和《二十四国宪法有关新闻出版的规定》。在二十期《新闻法通讯》上，除了刊登正面阐明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和政策的文章以外，还就一些引起争论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如言论自由（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对自由的保障和限制）、人权和主权、法人办报和新闻体制、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批评与诽谤、隐私权、保守秘密、新闻的真实性、更正和答复、新闻诉讼和处罚等等。 为了普及新闻法知识，我们还专门撰写了《新闻法知识讲座》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两个比较全面系统的教材，提供大专院校新闻系和法律系的教师们使用，也是一般新闻工作者学习新闻法的通俗读物。征求各界人士意见 倾听人民的心声　在发动各省市新闻学会学习和研究新闻法的同时，我带上新闻法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等地召开了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地老中青新闻工作者的意见。 为了能够比较充分听到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座谈会，把新闻界和法学界分开，因为新闻界的人多，又分成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尽量作到知无不言。我们还特别注意听取我国新闻界老前辈的意见。 下面我特别摘引几位九十岁左右的老前辈在一九八五年讲的意见，现在他们都先后西去了，这是他们留下的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几位新闻界老前辈对制订新闻法的意见（摘要） 张友渔（一八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