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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的“马克思问题” ——兼论中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 若干术语的对接 河南大学 许兴亚 在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美国“老”制度经济学家J.R.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的《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应当说是一部绕不过去的著作。尽管“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例如科斯，对他们的前辈“老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理论颇有微词，然而“制度经济学”这一名称毕竟就是由他们命名的。并且很难设想，如果离开了由他们创立的“制度分析”的方法，以及由他们创立的“制度”、“交易”和“产权”等范畴，“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还能做出了什么“贡献”和“发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少“制度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论述中，往往都怀有某种程度不同的“马克思情结”。不少人甚至把马克思说成“最大的制度经济学家”，或者认为，至少马克思也为“制度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发。康芒斯就是其中的一例。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一书，是以“制度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为副标题的。他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一种不同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以前的各派学说脱离关系，而是怎样肯定各种方式的集体行动在经济理论中应得的地位。” 其中在谈到“无形财产的概念”时提到了马克思，其中写道：“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 应当说，康芒斯的“观点”和说法，但是至少在最后一点说法上可以看出，他在提出自己的学说的时候，至少在愿望上还是比较真诚和谦和的。问题仅在于他的这些“观点”能否成立，以及他的这种“制度经济学”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中，“所处的地位”究竟如何。 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中的“马克思问题”为例，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于新老“制度经济学”家们的上述几个概念，作点辨析，以求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以及这几个概念使用上的“对接”，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 一、应当如何看待康芒斯所说的“制度”？ 他首先指出：“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在他看来，“集体的行动，和个人的行动一样，始终是有的；可是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它一直被排斥或是忽视了，…… 在这方面，他所遇到的第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仍然困扰着东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制度”的概念。也正如康芒斯在他于1931年发表的《制度经济学》这篇论文中一开始就提及的： “为所谓制度经济困难不确定有时个人像法律框架自然权利框架有时似乎意味着自己的行为有时古典经济学或有时经济行为有时凡是动态而不是静态凡是过程而不是商品凡是活动而不是感情凡是行而不是个人行为凡是管理而不是平衡的或凡是控制而不是自由放任，似乎是制度经济学。define an institutionals collective action in control）。 然而，我们知道，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制度”，是有一定出入的。问题在于：“经济行动”（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是一种属于“经济实践”方面的范畴，是“主观见诸客观”的行为；而“制度”，即便按照康芒斯的解释，也只是对于“集体行动”的“控制”，以及最高法院的“裁决”和“判例”等。而后者则明显地属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法律”行为和“意志”行为。这说明，他的这个“定义”，对他本人来说尽管可以是坚信无疑的，但是对于他的“学派”来说，却仍是留下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难解之谜。 这进一步证明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的演说中所指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篇演说是用英文发表的，这里所提到的“国家制度”的英文原文就是state institu